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宦官專權的原因在于他們掌握了軍政大權。皇帝幼小昏庸，受宦官愚弄。這一看法不夠科學，根本的原因應為中國封建專制主義制度所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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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宦官掌權，與朱元璋沒有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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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建國之初，明太祖對于宦官還是有著較為清醒的認識并保持著相當的警惕，對其防范極嚴，禁止其干預政事，并制定了一系列禁止宦官專權的條例。然而時隔不久，他定下的規矩就被他一手打破。洪武八年(1375年)，他遣中官趙成前往河州與少數民族部落互市，首開中官出使之先河[1]。從此以后，明代宦禍便一發而不可收拾。明朝宦官走上政治舞臺，是在“永樂靖難”之后，據《明史》記載：“蓋明世宦官出使、專征、監軍、分鎮、刺臣民隱事諸大權，皆自永樂間始。”[1]永樂十八年(1420年)，宦官組成的東廠作為特務機構正式成立。 對于明代宦官專權的原因，有明之后，許多古代史學家、思想家都有自己的看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清朝《明史》撰寫者們及明末清初大思想家黃宗羲的觀點。 《明史》撰修者認為，宦官專權亂法首先是因為“太祖之制，成祖違之，貽子孫之患”[7]。其次是由于“太祖罷相”，“生殺予奪出自宰相者盡歸宮奴”。太祖惟恐皇權旁落，在洪武十三年(1380年)借胡惟庸謀反事廢中書省罷丞相，并于二十八年下令：“以后嗣君并不許立丞相。”[8]然而，廢相之后，天下大權不能無所寄托，因此，內閣制度先建立起來，可當內閣有了丞相之實的時候，又不能為皇帝所容，于是最終相權落到了司禮監手中，使宦官專權亂法有了政治上的資本。 明末大思想家黃宗羲對這種觀點也持贊同態度，他認為：“彼宮奴者，見宰相之政事墜地不收，從而設為科條，增其職掌；生殺予奪出自宰相者，次第而盡歸焉。”[9]在此基礎上，他對宦官專權又進行更深層次的探究，指出：“奄宦之如毒藥猛獸，數千年以來，人盡知之矣。乃卒遭其裂肝碎首者，曷故哉?豈無法以制之與?則由于人主之多欲也。”[3]黃宗羲認為皇帝的窮奢極欲才是宦官專權的直接原因。 總的來看，明代君主專制主義具有不同于前代的兩個特點：第一個特點是皇帝對傳統的皇權派生物——官僚制度不信任。在君主專制主義被太祖朱元璋繼承并發揚光大后，傳統的已有一千多年歷史的丞相制度和七百多年歷史的三省制度，便再也不能為其容忍。其中首要的原因便是他們分走了皇帝的權力，使皇帝感到統治地位受到了威脅。此外，官僚集團出于集團利益和維護禮法的目的，對于皇帝的行為經常加以規勸和諫議。而從傳統習慣上講，這些諫議對皇帝還是頗具約束力的，這使得想憑借皇權恣意而為的皇帝深感不適，因此對官僚集團加以打壓也就勢在必然了。正像黃宗羲所言：“宰相既罷，天子更無與為禮者矣；遂謂百官之設，所以事我，能事我者我賢之，不能事我者我否之。”[9] 伴隨著明代君主專制主義發展到了中國封建社會的頂峰，君主與傳統官僚集團的互不信任和對抗也發展到登峰造極的地步。皇帝集立法、司法、行政、財政、軍事、人事各種權力于一身，個人無法運用所有的權力，可又不愿分權于臣僚，就只好依靠宦官了。宦官與官員不同，因為他們產生伊始，便是輔助古代帝王淫樂的工具，其出身卑微，又是“刑余之人”，永遠都是皇帝的奴仆、家臣，可以任意操縱，調遣方便。皇帝利用這一點，在自己周圍形成了一個代替本人掌握權力的宦官集團。這個集團的首要任務，是協助皇帝厲行獨裁。因此，我們看到，明代歷朝宦官代表無不是因為各種原因得到皇帝的寵信，再入主司禮監，督辦廠衛。其橫行無忌，完全是在皇帝的默許之下，太監是否精于政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能否維護皇帝的地位。 第二個特點是中國幾千年以禮教代替法律治理國家的“禮治”精神在明代發展到了巔峰，種種弊端也相應地在其政治體制中有了淋漓盡致的體現：皇帝在摒棄法治之后，對禮教之于皇權的作用也產生了質疑，并有羈束感。在傳統的制度和規范都已不可靠的情況下，皇帝選擇了以宦官為執行者的特務手段來維護權威和滿足私欲。 “禮治”是貫穿于中國兩千年封建社會的統治思想，自從董仲舒“推明孔氏，抑黷百家”的建議為漢武帝采納后，“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的“三綱五常”便被確立為封建政治體制的指導原則[10]（P．33）。 “禮治”思想從產生到發展進而成熟，一直是在為封建君主專制服務的。在有明一朝，伴隨著君主專制主義發展到極致，“禮治”思想也相應發展到了極致。出現了物極必反的局面，一方面，“禮治”越來越無法適應社會進步的要求，以“道德文章”為標準簡拔組建起來的文官集團，已不能有效地控制中國龐雜的社會局面。另一方面，皇權中體現君主個人意志的部分已不滿于禮教對他的束縛，急于脫掉這層緊身衣。在封建禮法的體系中，皇帝同樣要通過遵守各種禮儀，來表明他也同樣受上天的節制，即受傳統道德的節制。但是，當皇帝發現事實上“禮治”的終極目標是為了維護他所擁有的皇權之時，利用皇權踐踏傳統的道德規范就勢在必然。明代的皇帝大多是一些昏耳貴無能而又恣意胡為的人物。明武宗，終日與宦官、倡優、喇嘛及江湖術士廝混，亦或外出游獵，并多次以“威武大將軍朱壽”的名義到處巡視，不是為了體察民情，而是為恣意玩樂。對于他不顧帝王本分而進行的胡作非為，廷臣們并非沒有拿出傳統道德來加以約束，可是武宗依靠宦官的幫助(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惡名昭彰的劉瑾)，掌握了京城的軍隊和特務，從而大量排斥反對他們的官員，終于把束縛帝王的成憲拋至九霄云外。再有如神宗數十年不理政，熹宗在位七年沉溺于木工等等。皇帝一方面要擺脫以禮治天下給他帶來的責任，另一方面又要控制國家的權力，于是品行卑賤、心理變態的宦官就成了他們利用的對象。 “禮治”到了明朝，可謂發展到了極點，但卻結出了“宦官專權”的怪胎，其原因不僅在于其自身的腐朽，更在于它在與皇權專制的結合中已悄然落伍，甚至被拋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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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朱元璋最恨貪官污吏，對他們不放心，就派身邊的宦官負責監視，于是宦官就掌握了相當的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