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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不能丟了。 人們習慣于把我國的傳統文化稱為“儒家文化”，甚至把東方一些接受我國傳統文化影響的國家也納入“儒家文化”的范疇。有人也許會問，“儒家文化”這一概念是否能夠概括我國傳統文化的一般內容？要說明這個問題，就必須搞清儒家文化的內涵，以及它與我國傳統文化之間的關系。什么是儒家文化？回答這一問題的先決條件是要搞清什么是儒家思想，因為儒家文化應該是社會在儒家思想指導下自覺實現儒化的必然結果。儒家思想嚴格地說指的是儒家學派的思想。不過，儒家學派的思想并非與史俱來，它是在我國的文明史經歷了夏、商、周的幾千年之后，由春秋末期偉大思想家孔子所創立的。這樣一來，用“儒家文化”來概括傳統文化的全部歷程似乎產生了一定的困難。但是我認為這種顧慮是完全沒有必要的，因為由孔子創立的儒家學說正是在總結、概括和繼承了夏、商、周三代傳統文化的基礎上形成的一個完整的思想體系。司馬遷在《史記·孔子世家》中說：“孔子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痹谶@里，太史公準確扼要地指出了儒家思想與傳統文化一脈相承的淵源關系。當時儒家學派的創始人孔子也頗為自詡地說：“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論語·述而》)是自己的思想本色。正是這種出自對傳統文化的由衷景仰和狂熱追求，才產生了他創建儒家學派的根本動力。但是在孔子所處的春秋時代，由于社會內部不可調合的矛盾所引起的深重危機搖撼了傳統文化的權威性，從而對傳統文化的懷疑與批判精神與日俱增，就連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的孔夫子也不能不把時代精神注入到自己的思想體系中，并對傳統文化加以適當的改造，以便在社會實踐中建立一種新的和諧秩序和心理平衡，這種情況到了大變革的戰國時代顯得尤為突出，因為人們在崩塌的舊世界廢墟上已經依稀看到了新時代的曙光。這時，未來究竟是個什么樣的社會模式，就成了舉世關注的大問題，并在思想界引起了一場百家爭鳴式的大辯論。當時代表各個階級、階層利益的諸子百家，紛紛提出各自的主張，其中一個最主要的爭論焦點就是如何對待傳統文化的問題。圍繞這個問題而進行的思想交鋒，以儒、法兩大思想流派最有代表性。他們旗鼓相當，針鋒相對，英者云集，皆為顯學。儒家學派出自改良主義的立場，反對暴力革命，主張通過和平手段實現由奴隸制向封建制的過渡，堅持在保存傳統文化的基礎上，推行“仁政”，統一天下。而法家學派卻出自激進主義的要求，堅決主張“以戰去戰”的暴力革命，認為“圣人茍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茍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史記·商君列傳》)他們在政治實踐中，獎勵耕戰，毀棄詩書，徹底與傳統文化決裂。在戰國時代那種“捐禮讓而貴戰爭，棄仁義而用詐譎，茍以取強而已矣”的殊死競爭的情況下，法家學派這種純粹功利主義的思想體系在斗爭中確實是實用的，秦的統一中國就是明證，而儒家那種固守傳統的溫和政治主張就未免顯得有些“愚遠而闊于事情”了(《史記·孟子茍卿列傳》)。 不過，人類歷史卻出人意料地復雜，秦王朝僅持續了短暫的十四年，始皇帝一系萬世的美夢就徹底破滅了?！办軣姇?，坑殺儒士，上小堯舜，下邈三王”的蔑棄傳統文化的法家理論，何以在取得那樣曠古未有的輝煌勝利之后，又如此迅速地破產了呢？這種令人吃驚的歷史現象引起了一些有責任心的政治家、思想家的認真思考。漢初的思想家陸賈最先找到了這個問題的答案。他在與漢高祖劉邦討論長治久安之術時，駁斥了劉邦“乃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的狂謬態度。他正確指出，“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并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鄉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史記·酈生陸賈列傳》)陸賈站在儒家學派的立場上，認為法家的暴力革命固然可以推翻一個舊制度，然而，那種文化虛無主義的思想方法卻無助于鞏固和發展一個新政權。這種“逆取順守”的儒家理論確實使西漢開國之君劉邦茅塞頓開，有所領悟，可是當時客觀與主觀上的情況卻注定要使歷史再走一段迂回曲折的道路。有趣的是，在漢初選擇治國安邦的政治指導思想時，入選的并不是儒家思想，而是在政治上主張無為而治的黃老思想。這種選擇并不出人意外，可以說是一種歷史的必然性。那些逃過暴秦統治之后，又經歷四年之久的楚漢戰爭的劫余之人，面對殘破的家園，崩潰的經濟，普遍的社會心理只能是休養生息，共同去爭取起碼的生存條件，他們還無暇回顧歷史，總結經驗，在傳統文化的基礎上去構筑地主階級的宏偉大廈。因此，在這一歷史時期，儒家思想遭到冷遇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黃老思想指導下的漢初政治，經歷高祖、惠帝、呂后、文帝、景帝五朝，歷時僅54年。然而這一時期卻是我國文化史上非常重要的一頁。其所以重要，就在于在幾千年的我國文化史上，堪稱黃老文化的時期僅此一次。它很象一個歷史上的過客，匆匆而來又匆匆而去，從此就永遠隱沒在歷史帷幕之后，再沒有出現在歷史的舞臺上。但是它卻為我們留下一個發人深省的問題：與法家文化截然相反的黃老文化何以同樣短命？眾所周知，黃老思想是促成漢初社會大繁榮一一“文景之治”的根本原因。在黃老思想的指導下，“國家無事，非遇水旱，則民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盡滿，而府庫余財。京師之錢累百鉅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于外，腐敗不可食。”(《漢書·食貨志上》)這種社會繁榮景象在古代歷史上是相當罕見的。然而這種不可多得的好光景為什么不能持續下去呢？關鍵原因仍在于黃老文化與法家文化同樣嚴重地脫離了傳統的文化背景。黃老思想的核心是無為而治，即在政治上的分權主義和經濟上的自由化。政治上的分權主義違背了傳統的大一統思想，從而由于政治上的姑息放縱態度使地方割據勢力猛然抬頭，成為統一國家的對立物。這種政治指導思想的直接惡果就是漢景帝時期七個同姓王國的旨在反對中央政府的公開武裝叛亂。而經濟上的自由化在恢復和發展漢初國民經濟時，確實曾奏奇效，但是由于違背了傳統的重農抑商政策，促使當時人們的價值觀發生了一反常態的變化。孝文帝五年，除盜鑄錢令，使民隨意鑄錢，于是拜金主義的狂潮席卷了整個漢王朝?！敖褶r事棄捐而采銅者日蕃，釋其耒耨，冶熔炊炭，奸錢日多，五谷不為多”(《漢書·食貨志下》)，這正是當日社會生活的生動寫照．可是我國古代社會是個以農業立國的文明體系，以此為基礎的社會層級結構、管理系統都是封閉凝固而單一的，所以它經不起商品經濟的沖擊和搖撼。當時，經濟上的自由化雖然活躍了商品交換，鼓勵了競爭，促進了社會的全面繁榮，但是由于傳統重農抑商政策的改變，不僅誘使農民棄農經商，使一家一戶的封建小農經濟趨于萎縮，導致了自耕農的大批破產，嚴重地動搖了封建秩序賴以存在的基礎，而且商人階級的崛起改變了昔日的階級結構，形成了對官僚政治的潛在威脅。如果讓這種情況繼續發展下去，歷史很可能偏離傳統的道路而改弦易轍。總之，在黃老思想的指導下，社會出現了失控現象。這種失控現象不僅使統治階級驚恐萬狀，而且也使紛紛破產的小農嗷嗷待哺。歷史發展到這里，出路何在？就成了當時朝野上下最為關切的大問題。面對現實，或者承認商品經濟的合理性，由封閉型的社會系統向開放型的社會系統過渡，為此，就必須斷然與傳統文化決裂，繼戰國時代之后再進行一次更為深刻的革命，摧毀剛剛建立起來的封建社會結構，最大限度地發展商品經濟，或者從民族的思想武庫中找出一個更為行之有效的思想武器，使社會在一種平穩的狀態中沿著傳統文化的大道延續下去，二者必居其。公元前140年，漢武帝劉徹繼漢景帝為帝。他站在歷史發展的十字路口上，在我們民族的發展史上做了一次命運攸關的抉擇。他繼位之后，首先進行了指導思想上的重大變革，就是歷史上著名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把被統治階級冷落了數百年之久的儒家思想上升為國家的指導思想和理論基礎，毅然廢棄了推行半個多世紀的黃老政治，從此在歷史上掀開了儒家文化的新篇章。儒家文化經歷了二千余年的風風雨雨，步履艱難地向前發展著，無論是多次外來文化的挑戰，還是本民族其它思想的浸潤，都沒有改變其固有的內涵，相反，在其發展的途程中，它不斷地吸收和容納來自各方面的營養，充實自己，渡過—次次危機，并使中華民族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走在世界民族之林的前面。只是到了近代，隨著西方文明的興起，這種古老的文明才逐漸式微，似乎喪失了固有的生機。人們一定會問，我們民族的歷史何以選擇通過儒家思想來表現自己傳統文化的內在精神呢？這是否是一種歷史的必然呢？我的回答是肯定的。因為在二千多年前的漢初，我們還沒有能力選擇發展商品經濟的道路，而且歷史也沒有提供為此而必備的客觀條件，所以我們只能在傳統文化中尋求我們民族所能夠接受的東西。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抉擇，正是迎合了這種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人們通常把這種指導思想的根本轉變理解為儒家思想最有利于封建統治階級的統治，所以才最終被確立為封建制度的理論基礎和政治指導思想。但是拋開民族文化談這個問題，就無法解釋法家和黃老思想為什么如此短命，而儒家思想卻一經成為占統治地位的思想卻如此源遠流長，經久不衰，就是在今天仍然潛移默化著我們民族的精神世界的這種現象。這是因為人類的歷史已經證明了這樣一個真理：一種思想哪怕對統治階級再有利，如果它不在很大程度上被廣大的民眾所接受，就注定不會在本民族的文化土壤中開花結果。法家文化和黃老文化的轉瞬即逝不正說明了這點嗎？儒家思想究竟與傳統文化有什么內在聯系呢？它為什么能夠反映我們民族的普遍心理傾向呢？在孔子創立儒家學派之前，古代社會中的各級貴族和一般自由民就通過“師”與“儒”接受傳統的六德，六行、六藝的社會化教育。所謂六德為“智、圣、義、忠、和”；六行為“孝、友、睦、姻、任，恤”；六藝為“禮、樂、射、御、書、數” (《周禮·地官·大司徒》)。從這些施教的內容可以明顯地看出，我國古代的社會教育完全是基于華夏族在特定生活環境中長期形成的價值觀、習慣、慣例、行為規范和準則等文化要素之上而進行的。儒家學派不僅全盤吸收這些文化要素，而且還結合著時代的要求進一步使之深化，并上升到系統的理論高度。不僅如此，儒家學派的創始人孔子還在歷史上第一次打破了舊日統治階級壟斷教育的局面，一變“學在官府”而為“有教無類”，使傳統文化教育播及到整個民族。這樣一來，儒家思想就有了堅實的民族心理基礎，為以后被全體社會成員所接受及完成全社會的儒化過程創造了先決條件。但是由于儒家學派頑固地株守著“道不過三代，法不貳后王”(《荀子·王制》)的原則，對傳統文化不加甄別地盲目崇拜，不肯向前看，否定新事物，所以，它從開始時就因缺乏批判精神而被打上保守的印記。儒家思想的內涵是豐富而復雜的，但就統治階級來說，是取其如下三重基本精神作為自己理論基礎和指導思想的，第一，講大一統；第二，講君臣父子；第三，講華夷之辨。這三項也可以說是我國傳統文化的主要精神支柱。所謂大一統，用孔子的話說就是“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論語·季氏)，即堅決維護在君主專制之下的集權政治，堅決反對地方主義的分權政治，堅決維護國家的統一局面。儒家講大一統，有其文化史上的原因。我們這個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在原始社會末期就已經形成了一個幾乎包括整個黃河流域在內的幅員遼闊的政治實體——以黃、炎二帝為始祖的堯、舜、禹部落聯盟。這一強大的部落聯盟地域之廣、力量之強，實屬舉世罕見，因此如何維系這個龐大的民族共同體的問題就具有超乎一切的重要意義。要想再依靠那種單純天然的血緣關系去維系它，顯然是不可想象的事了。這樣就需要產生一個凌駕于各部落之上的共同利益的代表力量，才能使之在敵手如林的險惡環境中保持自身的強大，才能在征服桀驁不馴的黃河水患中更有效地發揮集體力量?？鬃釉浺詷O大的熱情謳歌說：“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論浯·泰伯)孔子之所以謳歌這種政治上的大一統，除了上述的原因之外，還有其現實的原因。盡人皆知，孔子所處的春秋時代，保持了數千年之久的大一統局面被諸侯的爭霸戰爭破壞殆盡。由于王綱解紐，周失其鹿，華夏族此時逐漸喪失了內聚力，內戰不已，四夷交侵，華夏文化遇到了有史以來的第一次危機。這時以孔子為首的儒家學派再三強調大一統的傳統思想，不能不說反映了社會的客觀要求。因為政治上的大一統是華夏族賴以生存下去的先決條件，保衛華夏文化就要堅決維護政治上的大一統。這種思想甚至在長期的社會生活中已經演化成我們民族的心理定勢。而正是這種牢固的心理定勢使我們在歷史上多次戰勝分裂，維護了統一與強大。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儒家所鼓吹的政治大一統本質上乃是專制主義的政治統一，是超乎經濟力量之上的一種政治強制聯合，因此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它又會成為我們民族向前發展的阻力，產生某種消極的影響。儒家講君臣父子，實際是講我國傳統文化中的兩種基本關系。在階級社會里，政治關系與血緣關系歸根結底是互相對立的，但是由于我國傳統文化的特殊性，二者之間不僅存在著一致性，而且彼此滲透，形成了我國特有的宗法社會。儒家講君臣關系，實際講的就是宗法社會的政治關系，講父子關系實際講的就是宗法社會的血緣關系。在以父家長制為基礎的宗法社會中，這兩種關系不僅同時存在，而且互相制約。如何擺正和處理好兩種關系是實現宗法社會統治的先決條件。因為，在我國古代會中由于種種復雜的歷史原因，血緣關系深深置根于社會生活之中，“雖貴富不敢以貴富入宗子之家 ”，“不敢以貴富加于父兄宗族”(《禮記·內則》)，說的就是這種情況。不過，國家出現之后，在社會生活中，政治關系畢竟要高于血緣關系，而血緣關系也必須服從政治關系。在這里，儒家抓住了父權社會的本質，它一方面強調血緣關系在社會生活中的傳統力量——“雖天子必有父”(《禮記·祭義》)，但又準確深刻地指出宗法社會中的父權具有某種特殊性，即“父尊而不親”，就是說在傳統的血緣關系中已經滋生出一種新生的政治力量，即超乎天倫之愛以外的強迫服從——“尊”。如此一來，父權就成了由傳統的血緣關系通向新興的政治關系的天然橋梁，成了實現君權的基礎。在這里，一方面“資于事父以事母而愛同”，使血緣關系置于父權的控制之下，一方面“資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把天倫關系巧妙地擴大為政治關系，從而達到兩者在現實生活中的統一。那么，在社會生活中究竟如何擺正和處理這兩種基本對立的關系呢？儒家提出“門內之治恩掩義，門外之治義斷恩”(引文均見（《禮記·喪服四制》)的原則，意思是說在尊重傳統血緣關系的前提下，嚴格限定兩者的實際范疇，使政治關系最后高于血緣關系，從而建立起“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樣特殊的宗法社會等級結構，保證了封建統治階級以君權為核心的政治統治。這種社會結構的牢固程度已為幾千年的文明史所驗證。在古代社會，無論是外來力量的沖擊，還是內部矛盾的困擾，都很難動搖瓦解這種超穩定性的社會結構，直到西方文明東漸，才使之傾圮、搖墜，有重新組合的趨勢?？墒怯捎趥鹘y的保守性，恐怕它還要作為一種潛在因素而影響我們今天的生活。儒家講君臣父子主要講的是社會內部關系，而講華夷之辨講的則是對外關系，即我們這一文化實體與其它文化實體的關系。這種關系是人類活動范圍擴大之后，民族接觸與民族斗爭的必然產物。從原始社會的部落戰爭，直到進入國家之后的民族戰爭，始終是人類社會生活一個極為重要的內容。在古代，沒有，也不可能有我們今天民族平等的概念。那時在各民族之間只能存在征服與被征服，壓迫與被壓迫，同化與被同化的不平等關系。華夏族既然是古代東方較高文明的代表，這就必然使之從開始時就產生一種以強者自居的排外心理和排外行動。這種心理和行動在儒家學派產生之前就已普遍存在。夏，商、周三代在對外關系上始終堅持“荊舒是懲，戎狄是膺”的民族征服政策，在指導思想上則始終強調“非我族類，其祀不歆”的民族歧視觀念。儒家學說在繼承這種傳統精神的同時，還賦予這種傳統精神以一種特殊的意義。孔子所處的春秋時代，由于社會內部深重的危機，削弱了華夏族的對外防御能力。由于外族的入侵，使中國陷入“南夷與北狄交，中國不絕如線”(《公羊傳·僖公四年》)的危險處境，民族矛盾十分尖銳，古老的華夏文化遇到有史以來最為嚴峻的挑戰。在當時，如果不是齊桓公、晉文公這樣杰出的政治家首先高舉起“尊王讓夷”的大旗，把華夏族團結成一股力量，打退了周邊民族的入侵，那么華夏文化是否能夠延續下去亦未可知。所以孔子曾說：“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披發左衽矣”(《論語·憲問》)，對他們保護華夏文化的歷史功績給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評價。這樣一來，歷史的傳統和現實的教訓交織在一起，使“嚴華夷之辨”成為儒家學派的自覺理念。而這種理念反過來又在歷史上產生深遠的影響：一方面它派生出那種直到晚清時方才徹底破產的盲目自大、傲視弱小民族的民族沙文主義情緒；另一方面在外族入侵、國難當頭之際，它又會派生出滿腔熱血的愛國主義，以及保衛民族文化傳統和民族生存的獻身精神。但是，縱觀歷史，這種理念的形式使我們這個大一統的社會系統形成了一條不可滲透的界線，因此在很大程度上阻礙了我們與外界的信息交流，而這種情況以明清兩際尤甚，那種建立在華夷觀念上的封閉政策使我們無視西方工業文明的優勢，因而導致了我們民族近百年的沉淪。此外，從華夷觀念上派生出來的狹隘的愛國主義，在今天也完全失去了它的積極意義。最后我們要著重指出的是，我們民族在儒家思想的指導下，在漫長的封建社會中形成了一種靜態平衡的態勢。在這里穩定勝于發展，而這種穩定首先有利于統治階級的統治，但被統治階級也能夠接受這種靜態的穩定，也并非出自強權的壓制。我國古代社會的經濟基礎——一家一戶的小農生產是一種十分脆弱的農業經濟，它經不起各種社會力量的沖擊和震蕩，并對商品生產和競爭懷有一種先天性的恐懼，所以廣大農民也需要有一種相對穩定的社會秩序。只要能夠“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兇歲免于死亡” (《孟子·梁惠王上》)，他們就寧可交出自己的權利而接受傳統思想的束縛。有時，因為殘暴的統治者破壞了這種社會秩序，他們也會揭竿而起，進行反抗，但是他們從來沒有想到徹底破壞這種秩序，跳出這個靜態平衡的封閉圈，去尋找更光明的出路。這也許是儒家思想和傳統文化所造成的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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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要繼承古人的優良傳統，又要勇于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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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問:"丟棄了儒家思想,中國還會剩下點兒啥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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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斷送了中國文化的發展與近代化你們該驚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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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不能丟掉有句話不是說“察古可以思今”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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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不能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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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粗取精，賦予時代內涵，儒家思想還會煥發出新的風采。所以說，不能丟，但要辯證地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