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新穎,字數1000字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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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了解了,有幾篇供參考。1。 李 鴻 章（ 1823 ～ 1901 ） 晚 清 軍 政 重 臣， 淮 軍 創 始 人 和 統 帥， 洋 務 運 動 的 主 要 倡 導 者。 字 子 黻、 漸 甫， 號 少 荃、 儀 叟。 安 徽 合 肥 人。 道 光 二 十 七 年 （1847） 中 進 士。 同 時， 受 業 曾 國 藩 門 下， 講 求 經 世 之 學。 咸 豐 三 年 （1853） 受 命 回 籍 辦 團 練， 多 次 領 兵 與 太 平 軍 作 戰。 1858 年 冬， 入 曾 國 藩 幕 府 襄 辦 營 務。 1860 年， 統 帶 淮 揚 水 師。 湘 軍 占 領 安 慶 后， 被 曾 國 藩 奏 薦 “才 可 大 用”， 命 回 合 肥 一 帶 募 勇。 同 治 元 年 （1862）， 編 成 淮 勇 五 營， 曾 國 藩 以 上 海 系 “籌 餉 膏 腴 之 地”， 命 淮 勇 乘 英 國 輪 船 抵 滬， 自 成 一 軍， 是 為 淮 軍。 旋 經 曾 國 藩 推 薦 任 江 蘇 巡 撫。 地 方 實 權 既 握， 又 于 江 蘇 大 力 擴 軍， 采 用 西 方 新 式 槍 炮， 使 淮 軍 在 兩 年 內 由 6000 多 人 增 至 六、 七 萬 人， 成 為 清 軍 中 裝 備 精 良、 戰 斗 力 較 強 的 一 支 地 方 武 裝。 后 淮 系 軍 閥 集 團 在 此 基 礎 上 逐 漸 形 成。 李 鴻 章 到 上 海 后， 同 外 國 雇 傭 軍 （后 組 建 為 常 勝 軍） 出 犯 太 平 軍。 1863 年 和 1864 年 他 率 淮 軍 攻 陷 蘇 州、 常 州 等 地， 和 湘 軍 一 起 鎮 壓 了 太 平 天 國。 從 60 年 代 起， 李 鴻 章 積 極 籌 建 新 式 軍 事 工 業， 仿 造 外 國 船、 炮， 開 始 從 事 標 榜“ 自 強” 的 洋 務 事 業。 1865 年 分 別 在 上海 和 江 寧 （今 江 蘇 南 京） 創 立 江 南 機 器 制 造 總 局 和 金 陵 機 器 制 造 局。 同 年， 署 理 兩 江 總 督， 調 集 淮 軍 數 萬 人 赴 中 原 對 捻 軍 作 戰。 1866 年， 繼 曾 國 藩 署 欽 差 大 臣， 專 辦 鎮 壓 捻 軍 事 務。 次 年， 授 湖 廣 總 督。 其 后， 采 取 “就 地 圈 圍”、“ 堅 壁 清 野” 等 戰 略， 相 繼 在 山 東、 江 蘇 間 和 直 隸 （約 今 河 北）、 山 東 間 剿 滅 東、 西 捻 軍。 1870 年， 繼 曾 國 藩 任 直 隸 總 督 兼 北 洋 通 商 大 臣， 從 此 控 制 北 洋 達 25 年 之 久， 并 參 與 掌 管 清 政 府 外 交、 軍 事、 經 濟 大 權， 成 為 清 末 權 勢 最 為 顯 赫 的 封 疆 大 吏。 李 鴻 章 從 19 世 紀 70 年 代 起， 進 一 步 擴 大 洋 務 事 業， 因 標 榜 “自 強” 進 而 “求 富”， 主 要 以 “官 督 商 辦” 的 形 式 創 辦 了 一 系 列 民 用 企 業。 同 時， 又 著 手 籌 辦 北 洋 海 防， 以 外 購 為 主， 自 造 為 輔， 于 光 緒 十 四 年 （1888） 建 成 北 洋 海 軍。 為 培 養“ 自 強” “求 富” 所 需 人 才， 還 創 辦 各 類 新 式 學 堂， 并 派 人 赴 歐 美 留 學。 所 有 這 些 洋 務 事 業， 對 近 代 中 國 社 會 的 發 展 產 生 深 遠 的 影 響。 中 外 力 量 對 比 懸 殊 的 格 局， 使 李 鴻 章 產 生 了 嚴 重 的“懼 外” 思 想， 在 對 外 交 涉 中 始 終 堅 持 “委 曲 求 全” 的 方 針。 1901 年 11 月 去 世。 謚 文 忠， 晉 封 一 等 侯。 著 有 《李 文 忠 公 全 集》。2。 西安事變：時局轉換的樞紐 1936年12月12日，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發生了。由于蔣介石頑固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政策，不顧日寇大兵壓境，反而逼迫國民黨愛國將領張學良和楊虎城“圍剿”陜北紅軍。出于民族大義，張、楊二將軍在多次勸蔣團結抗日均無效下，毅然實行兵諫，扣押了蔣介石。如何處理西安事變，張、楊以極大的信任請來中共代表參與決策。中共黨人高瞻遠矚地制定了和平解決方針。西安事變終于成為時局轉換的樞紐，由此實現了全民族一致抗日的新局面。 建立西北抗日聯盟三位一體赤誠合作 張學良、楊虎城兩位將軍之所以果斷發動西安事變，以促成全民族統一抗戰，并非出于一時之勇，而是來自對國難日益深重、民心向往抗日的把握。 張學良同日本帝國主義有殺父之仇及失士之恨。東北易幟后，張學良曾積極支持蔣介石用武力統一中國，并在中原大戰中給蔣以關鍵性的支援。然而正是這個蔣介石，在日寇大兵壓境下，嚴令他對日不準抵抗，先失去東北三省，后又丟掉熱河，還代蔣受過，被迫“下野”出國“考察”。1934年回國后，蔣又命他率東北軍先到鄂豫皖“剿共”，后又到陜甘“圍剿”紅軍。兩次“剿共”使張學良損失了幾個師，蔣不僅不體恤，反而順勢取消了東北軍兩個師的編制。蔣用打內戰來消滅異已使他憤恨不已。 在“剿共”中，張學良對共產黨與紅軍有了新的認識。在鄂豫皖，他慨嘆紅軍作戰勇敢非凡，人民群眾又不顧性命支援紅軍；“圍剿”陜甘，東北軍被紅軍一下子消滅了兩個半師，被俘虜的就有幾千人。然而使他感動的是，他的被俘官兵吃住比紅軍還好。紅軍給他們講“中國人不打中國人，我們的共同敵人是日本帝國主義”的道理后，全部釋放回來。被俘的619團團長高福源還自愿作中共和東北軍溝通關系的信使。雄辯的事實說明，中共和紅軍是真心抗日的；要抗日，必須聯合紅軍。張學良隨即派高福源再去陜北向中共表示愿意聯合紅軍抗日。 楊虎城也有著同張學良類似的經歷。楊虎城早年曾參加過辛亥革命，是同盟會會員。在第一次國共合作中，就對高風亮節的中共黨人有所了解。大革命失敗后，他拒絕執行蔣介石的“清黨”命令，安排共產黨人在他的部隊中擔任要職。蔣介石發現后，逼他下野去日本“考察”。 1935年，楊虎城被蔣逼迫先后派出４個旅與陜南紅軍交戰，結果兩個旅長被打死，一個旅被全殲。這時，中共黨人給楊虎城送來了中共《八一宣言》。一向敬重共產黨人的楊虎城，立即接受了中共“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革命主張。 張、楊分別同中共的聯系終于建立起來。1936年4月9日，張學良與中共代表周恩來在東北軍駐地膚施（延安）舉行了秘密會談，雙方決定互不侵犯，互派代表，結成抗日聯盟。此后不久，張學良即贈紅軍50萬元作抗日經費。5月，楊虎城也是中共代表王世英達成互不侵犯，共同抗日的四項協議。為促進張學良的東北軍同楊虎城的１７路軍的合作，消除他們之間的某些隔閡，中共還派出干部到張、楊處做工作，達成了張、楊兩軍之間的團結、交往。 1936年上半年，紅軍與東北軍、17路軍形成了“三位一體”的西北抗日同盟，西安成為全國抗日救亡的重要陣地。 張、楊同中共越來越密切的關系，尤其是西北抗日同盟的建立，使蔣介石大為吃驚與震怒。10月22日，蔣介石飛抵西安布置張、楊繼續“剿共”，使洋溢著團結抗日氣氛的西安又重布陰霾。 頑固不化蔣氏執意“剿共”忍無可忍張、楊西安動兵 蔣介石本來在國民黨五大上作出了對日的強硬姿態，并開始同中共秘密對話，而此次卻為何仇視西北抗日同盟并執意堅持“剿共”呢？原因有四： 一貫睚眥必報、以人為壑的蔣介石見中共與張、楊結成了抗日統一戰線，擔心“這一事態的發展，如不加以設法制止，勢必演成叛亂”；二是蔣得知紅軍三大主力即將會師，再加上與張、楊的聯合，如虎添翼，會改變蔣氏一統格局；三是蔣之所以聯共，意在取得蘇聯支援以牽制日本，但隨著英美援助蔣府，使蔣降低了對蘇的依賴；四是蔣介石采用發化瓦解及彈壓妥協相結合的謀略，使兩廣軍變以有利于他的統治而和平解決，從而消除了長期以來形成的廣東陳濟棠、廣西李宗仁、白崇禧等半獨立狀態，使蔣如釋重負。又露出“剿滅赤患”的本來面目。 10月22日，蔣介石在西安分別召見張學良和楊虎城，脅迫他們攻打紅軍。張、楊表示應聯共抗日，即遭蔣喝斥。蔣還將嫡系部隊約30個師調到以鄭州為中心的平漢、隴海鐵路沿線，隨時準備進攻陜甘，挑起內戰。10月27日，蔣在西安向軍官訓練團和東北軍、17路軍部分軍官訓話，說：“我們最近的敵人是共產黨，為害也最急；日本離我們很遠，為害尚緩……不積極剿共而輕言抗日，便是是非不明，前后倒置，便不是革命。”在這之后又發生了蔣介石逮捕沈君儒、章乃器等愛國人士的“七君子事件”。 蔣介石不顧民族危亡，頑固堅持“剿共”和打擊抗日民主力量的惡劣行徑，使張、楊兩位將軍痛心疾首。 12月4日，蔣介石又飛到西安，再次嚴令張、楊開赴陜北“剿共”，并由中央軍在后督戰。如他們不愿去，便將東北軍調到福建，將17路軍調往安徽，由中央軍接替赴陜甘“剿共”。12月7日，張學良再次去說服蔣介石放棄“剿共”，團結抗戰。回顧東北三省丟失，華北又在日寇虎視之下，張學良聲淚俱下。然而蔣介石竟拍了桌子，說：“現在你就是拿槍把我打死，我的剿共計劃也不能改變！”蔣介石心里自有如意算盤，他以為紅軍三大主力雖已會師，充其量只有三萬人，且經過長途跋涉，戰斗力鏡減。如蔣在日記中得意地寫道：“剿共已到了最后五分鐘成功之階段”。蔣不知中共早已深深植根于全國民眾之心。中央戲軍到達陜北后，又經過2月的東征和5月的西征，開辟了由甘肅東部的曲子、環縣、洪德及寧夏的鹽池、豫旺、同心等地約400余里的新根據地，并與陜甘老根據地連成了一片；更不知靠拍桌子只能嚇退凡夫懦子，而面對的張學良、楊虎城是久經沙場、愛國憂民的熱血將軍，豈能顧一人之好惡而偏廢抗日偉業。 12月12日凌晨，張學良、楊虎城果斷實行兵諫，軟禁了蔣介石，并通電全國提出了以“停止一切內戰”為中心的八項主張。張、楊表示：“我們持有公理，決不后悔。我們惟一的希望，只是求這些政策的實現和對國家有所貢獻。讓全國的同胞來裁判我們的功罪！” 張學良以身換抗戰 共產黨大義扶危局 西安事變震驚了國內外，全國立刻出現了錯綜復雜的局面。 蔣被張、楊軟禁后，南京政府內部以親日派何應欽為首，陳立夫、陳果夫、戴季陶等極力主張武力解決。16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作出“討逆”決議，由保應欽任“討逆總司令”，任命劉峙、顧祝同為東西兩路集團軍總司令，兵發潼關；并派飛機先行轟炸了渭南、富平、三原等地，幸因西安天降大雪飛行不利，而未遭轟炸。何之用心意在殺蔣后取而代之，他還給在意大利養傷的親日派頭目汪精衛打電報讓其“速歸”。蔣一旦被殺，親日派掌權，全國必然陷入戰亂，日寇乘機大舉侵華，民族滅頂之災傾刻而至。相對于何應欽的武力討伐，宋美齡、宋子文、孔祥熙、孫科等人，則主張和平解決西安事變，在南京奔走游說，為營救蔣介石積極活動。但由于何的控制，他們不能立即起點往西安而枉自嗟嘆。 張、楊發動西安事變，事先并未通知中共。捉蔣幾小時后，張才向中共中央正式致電通報，并懇請中共速派代表來西安“共商救國大計”。當日，中共中央電告張學良：建議由可靠部隊守衛蔣介石，并全力作好部隊的團結工作；擬派周恩來到西安，派紅軍立即南下向你們靠攏，以防各種事變。經輾轉奔波，周恩來于17日趕到西安即與在公館等候的張學良開始商談。張學良介紹了發動西安事變的原因后表示，只要蔣同意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就送他回南京，還擁他作領袖。周恩來非常欽佩眼前這位青年將軍，他為民族大義敢于挺身而出；沒有個人野心，促蔣和放蔣都是出于抗日大局。周恩來贊揚了張、楊果敢的愛國行動，同意張學良對蔣的方針，并提出處理西安事變的看法：要說服蔣介石團結抗日，避免引發大規模內戰，并預見蔣有被迫抗日的可能性。周于當晚即致電中共中央，提出“保蔣安全”的策略。18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西安事變致國民黨中央電》，提議召集抗日救國大會，和平解決西安事變。次日又明確主張“放蔣”，與蔣談判，促其停止內戰，團結抗日。 周恩來到西安不足20個小時，就已同張、楊分別會談，取得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一致意見。張、楊對中共大公無私、誠心抗日非常佩服。當宋子文沖破何應欽的阻攔，于20日上午到達西安時，曾為周恩來先期到達西安而大驚失色說：“周恩來一來，事情（指放蔣）就難辦了”。他得知正是由于中共的及時參與，才奠定了和平解決事變的基礎，也甚為贊嘆。面見蔣介石，宋即回南京到處宣傳蔣在西安非常安全，并贊美周恩來說：“南京有誰能承擔這樣的風險營救蔣介石？” 12月23日至24日，張學良、楊虎城、周恩來同宋子文及后來參加的宋美齡經談判達成了停止內戰，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等六項協議。24日晚，蔣介石會見了周恩來，表示以人格保證接受六項協議，并邀請周恩來到南京就國共合作直接同他談判。 西安事變終于以蔣介石被迫接受抗日主張而和平解決，成為轉換時局的樞紐。國民黨親日派妄圖擴大內戰的陰謀遂告破產。 令人感嘆的是，張學良見蔣介石全部接受談判條件后，怕夜長夢多發生危及蔣性命的變故，便悄然于25日下午與楊虎城一道送蔣介石及宋氏兄妹到機場上了飛機，自己也駕機護送蔣回南京。張學良這一去便沒能再回來。應該說張學良對此去南京兇多吉少早已料定，他把東北軍的善后托付給楊虎城和幕僚于學忠，獨自前往南京承受蔣的報復，為的是維護蔣介石的“形象”，敦促蔣介石履行抗日的承諾，正如張學良將軍被軟禁在溪口時寫給楊虎城的信所述：“凡有利于國者，弟任何犧牲，在所不惜。盼勿專為我個人謀計。”而在若干年后遭到蔣介石殺害的楊虎城將軍，在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后，面對隨時會遭不幸時也坦然地說：只要蔣改變安內攘外的政策，“那么我們個人就是犧牲了也值得！” 蔣介石對張學良進行了報復，對楊虎城等“撤職留任”，最終破壞了西安“ 三位一體”的抗日同盟局面，但他迫于形勢畢竟沒有背棄“停止內戰，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諾言，使國共再次合作成為現實，而中國也由此實現了國內革命戰爭向抗日民族革命戰爭的歷史性轉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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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史明世：康乾間的鐵面雍正--朕就是這樣漢子 提起康乾盛世，人們都知道，那是清朝的鼎盛時期。康熙、乾隆這兩位皇帝的豐功偉績也備受贊揚。然而，康乾之間還有一位皇帝是雍正，對于這位皇帝，歷來的評價卻是褒貶不一。那么，雍正究竟是怎樣的一位皇帝？他夾在康乾盛世中間，到底扮演了怎樣的角色？要實實在在地認識雍正，最好的辦法就是細細解讀雍正檔案。筆者近十幾年來，曾對雍正朝三萬多件檔案通一梳理編輯。這巨量的原始秘檔，或是御筆寫就的朱諭，或是口授承寫的旨令，更多的是詳加批點的密折，一函函，一件件，均出自雍正，緣于雍正。透過這數以萬計的雍正檔案，我們看到，雍正皇帝的為人治世有著其顯明的性格特征，這就是高揚務實，大力反虛。雍正，是清朝入關后的第三位皇帝。他的父親康熙，可以說是雄才大略，平定三藩，統一臺灣，穩定邊陲，為大一統的清王朝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但是，康熙在晚年，由于“太平盛世”而滋長了政寬事省的思想，這時期他處理朝政的原則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由此，在朝野上下的官僚隊伍中，虛詐、迎合、粉飾、浮夸等種種腐敗之風嚴重泛濫，已經直接威脅著“盛世”的存亡。于是，懲治腐敗、整頓官場風氣的重擔就落在了雍正的肩上。 縱觀雍正執掌朝政的十三年，可以說，他是以務實精神治天下的。雍正剛一即位，便針對腐敗衰頹之風進行了堅決地懲治與清肅。他直截了當地告訴文武百官：“朕生平最憎‘虛詐’二字”，“最惡虛名”。一“憎”一“惡”，鮮明地表達了他對虛偽、欺詐等腐敗風氣的批判態度。 1。“只可信一半” 虛假不實的奏報，在封建官場上比比皆是。因為有那么一種所謂巧于仕宦的官員，往往能通過弄虛作假吹拍阿諛而獲得那些好大喜功的君王的賞識，從中撈到好處。然而，這一套在以務實精神治天下興邦國的雍正皇帝那里，卻是行不通的。 且看這樣一種有趣的現象。在清代，官場上流行著這樣一種陋習，各省文武官員剛剛到任時，幾乎都是極力地述說當地的吏治如何地糟，等過了幾個月，就一定奏報說，通過雷厲風行地整頓，情況已如何地好轉，以此顯示自己的才干和政績。對這類奏報，雍正說見得太多，都看得厭煩了，他毫不客氣地指出：“只可信一半。” 對大臣奏折中的浮夸成分，雍正總是毫不客氣地明確指出，并進行尖銳批評。雍正四年(1726)七月，巡視臺灣的監察御史索琳上折說：臺灣地方官兵嚴加操練，精益求精，可保海疆萬載升平。看了這一言過其實的奏報，雍正警告說：凡事最重要的是務實，不欺不隱才算良吏，“粉飾、迎合、頌贊、套文陋習，萬不可法”。主管河南山東一帶黃河河道的總督朱藻曾奉到雍正這樣一則諭訓：地方上一點小事，“何用如此夸張”，你的奏報往往是虛浮不實，“朕甚不取”，“一處不實，則事事難以為信也”。雍正告誡百官，虛假奏報將會失去皇上日后的信任。 浮夸粉飾，在有關雨雪水旱農業收成的奏章中問題尤其突出。對此類失真奏報，雍正每每透過夸夸其談的文字游戲擠出其中的水分。雍正二年(1724)，河南巡撫石文焯奏報說，全省各州縣的蝗蟲災害已撲滅十之八九。雍正通過查問河南的其他官員，察覺到石文焯的奏報不是實情，于是尖銳地批評石文焯說：如果不是你在欺騙皇上，就是你本人被下屬欺騙了！可是，這個石文焯老毛病難改。他調任甘肅巡撫之后，依舊故伎重演。雍正四年(1726)夏天，甘肅大旱，七月下了一場小雨，石文焯趕緊奏報說：已是豐收在望，這都是皇上敬天愛民的結果。雍正看了很不耐煩，揮筆批道：“經此一旱，何得可望豐收？似此粉飾之言，朕實厭觀。”雍正就是這樣，一眼就能看出誰在說真話，誰在拍馬屁，對拍馬屁的人總是很不客氣。 雍正對籠統含糊的奏章也不放過。雍正十年(1732)四月，直隸總督劉于義奏報說，所屬地方三月份雨水充足。雍正覽后批評他“所奏甚屬含糊”，“不明不實”，指示他日后將各州縣雨水情況細加分別上報，不可一筆糊涂賬。同年閏五月，江西巡撫謝?F有兩個折子，一個說冬雪頗足，春雨亦調；一個說麥收情況不如往年。雍正仔細看過批復道：既然雨水一直充足，麥收為何減產，二者必有一處不實，著明白回奏。 雍正厭惡虛套形式，對地方官員進呈“瑞谷”，他多次下諭禁止。雍正十年(1732)秋，廣東新寧縣產有兩株一莖兩穗的稻谷，海關監督毛克明專折呈報，雍正批評他：朕屢有諭旨，凡是嘉禾瑞谷，既不必進呈，也不用奏報，你為何專務此等虛而不實之事？清代從中央到地方的大小官員，無不存在著欺上瞞下的虛假劣習。為杜絕官場上的欺瞞互騙，雍正反復提醒內外大員，凡事要躬親辦理，不可輕信屬員下手。雍正三年(1725)秋，湖北沔陽遭受水災，巡撫法敏將分設篷廠煮粥施賑之情奏報，雍正告誡他：“此等事只要勤實辦理，萬不可聽信屬員下役之欺隱。”清代刑罰，法律上沒有明文規定的，多比照舊案，由于案例靈活多變，辦案人員便可隨意比附，稽查檔案的書吏接受請托、收受賄賂后，往往是斷章取義，或刪去前后文詞，只摘中間數語，或避重就輕，隨手高下。針對這種弊端，雍正諭令刑部衙門，一切“稿案”由司員“親自主稿”，以免被書吏造假欺騙。 2。怒斥“附合”與“迎合” 當康熙晚年，清政府的朝中大員官僚習氣相當嚴重，這些人身居高位，卻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對皇帝指令商議的事件，文武大臣們往往一味附和，并不拿出主見，很難看到直言詳議據理力爭的場面。雍正在藩邸生活四十余年，對朝臣這種當一天和尚撞一天鐘，甚至連鐘都撞不響的茍且偷生惡習看得十分清楚，他剛剛即位不久就頒發諭旨，嚴加整飭此風，他毫不客氣地指出：現今朝中九卿大員坐班，每當商議事件，往往是“彼此推諉，不發一言”，有的假裝打瞌睡，有的海闊天空地閑談，等到需要拿出主意的時候，便鼓動一兩個新來的科道官員發言表態，然后大家便“群相附合，以圖塞責”。似此朝臣議事，何益之有？雍正指令朝中重臣，商議事件務要各抒已見，不得觀望附和。 雍正認為，官場上流行的八面討好、圓滑世故的習氣最為可惡，指出這種劣習實為“國家之大蠢，妨政敗俗莫此為甚”。訓導文武大員做官要有骨氣，要果敢剛直。雍正四年(1726)六月的一天，雍正將在京的文武大員召到勤政殿，訓諭說：現查朝臣所議定事件，大多并不合情理，究其原因，不外乎“議事理中各懷私心”，其身為王子者，以現有眾臣，我等不必先說；那些剛提升的大臣，又以現有老臣，何需我等班門弄斧而閉口不言；而資歷深厚的老臣，深知槍打出頭鳥，自己不拿意見，最后還落得個“從公議論”尊重別人的美名 。為徹底改變這種彼此觀望的劣習，雍正宣布，即日起將議事的親王大臣分為三班，凡遇應議之事，分頭酌議，每人都拿出自己的意見，最后，如果所議意見相符一致，就照這一意見定稿啟奏；若是意見不完全一樣，由諸位大臣另行商議。“如此，不但不致互相推諉，而且亦各能出其主見。”雍正試圖建立一種分班議事制度，讓議事者必有所言，不得不言，從而使投機者失去附和的機會。 善于搞迎合把戲的朝臣，除了對皇上的話不敢說半個不字外，還想方設法地討好皇上，但這種人在雍正那里卻往往討個沒趣兒。山東兗州知府吳關杰曾奉到一道諭旨，內容是令他實心任事，為政勤慎。吳關杰把皇上的諭旨奉為至寶，先是“懸掛堂中”，朝夕瞻仰，后來又找工匠把諭訓一字一字地刻在府衙大堂的屏門上。他把自己如何尊奉圣旨的舉動詳細奏報，說如此“時凜天顏于咫只，勿忘圣訓于須臾，觸目驚心，甚為有益。”極力想以此博得皇上的歡心。吳關杰甚至還請皇上命令各省文武官員，一律在大小衙門的屏門上刊刻諭旨，使圣旨高懸，舉目皆是。雍正當即給吳關杰潑了一瓢冷水，教訓他：你本不是什么超群之才，料理好你份內的事就足可以了，“此等迎合之舉皆不必”，“此等多事朕皆不喜”。 對臣工奏折中肉麻的稱頌和不著邊際的套話，雍正十分反感，每有這類折子送達御前，必遭嚴厲痛斥。雍正二年(1724)二月，廣東巡撫年希堯奉到雍正一道口傳諭令，教導他如何治理地方，年希堯寫折子奏謝說，皇上所頒諭旨不僅周詳備至，而且料事如神。雍正看后批道：“寫來套話，何常有一句你心里的話。”雍正三年(1725)八月，福建學政黃之雋寫折子稱頌“皇恩浩蕩”，雍正訓斥他：“凡百只務實行，不在文字語言。頌圣具文，朕實厭覽。”雍正毫不客氣地鄭告群臣，歌功頌德的套話空文“實聽厭矣”。 借用好年景來稱贊皇上的圣德，是乖巧臣工的又一迎合花樣。雍正十年(1732)四月，署陜西巡撫馬爾泰奏報地方雨雪情形，說仰賴皇上洪福，今春風調雨順。雍正用朱筆在“洪福”二字旁畫了一道線，批道：仰賴洪福，這類套話實在沒味，朕已再三告誡內外百官不要做迎合虛文，已是口干舌燥了，你竟仍務此道，難道沒長耳目嗎？那些想通過美言贊詞博取雍正歡心賞識的臣工，結果往往是適得其反，等待他們的是一番毫不留情的責罵。 在等級森嚴的封建社會，大臣自稱“庸陋“、愚昧”，往往被看作是謙恭的美德，雍正卻認為這是官員虛偽不實諉過卸責的空文。雍正五年(1727)，安徽巡撫徐本在一件奏折上說，“臣深覺見識愚昧”，雍正在“愚昧”二字旁畫了一道紅線，批道：“此二字，朕深惡之，非由衷之言也。”有個叫劉應鼎的大臣，在升任四川布政使后寫折子謝恩，說自己性情愚昧，見識短淺。看到這過分恭謙并不實在的話，雍正批道：“似此心口相違之空文，朕實厭而惡之。”在雍正看來，內外百官中，這種過分恭順謙虛的言辭，沒有一句是心里話，都是言不由衷的套話。雍正七年(1729)冬，陜西降雪，巡撫武格沒有及時奏報。當皇帝追問時，武格回奏說“臣等愚昧，實難辭咎。”雍正用朱筆將“愚昧”二字劃去，怒加訓斥：朕深惡此等虛詐俗談！若把你這個愚昧之人用為封疆大臣，那么朕的愚昧又怎樣講？還是誠實一些好，這樣的空文再也不要有了！ 清代官場上流行著這樣一個術語，叫“名實兼收”。那么，究竟什么是“名”，什么是“實”呢？對此，雍正做了入木三分的解釋：“所謂名者，官爵也；所謂實者，貨財也。”他進一步指出：“今之居官者，釣譽以為名，肥家以為實，而云名實兼收。”這種名實兼收的官僚，品行似乎很公道忠誠，操守看上去也很廉潔無私，實際卻是善于鉆營者。他們對自己應盡的有關吏治民生的職責并不上心，專以逢迎上司為能，甚至暗通賄賂，私受請托，巧吞錢財，很是神通廣大。結果，既撈到了實惠，又博得了美名，實在是名利雙收。相反，那些“樸實無華，敦尚實治”的官員，卻備受壓抑和排擠，由于他們實實在在地奉公守法而吃不開，到頭來錢財沒得到，官位也升不上去，可謂“名實”皆無。面對這種吏治敗壞的狀況，雍正嚴加整頓，針鋒相對地提出新的名實觀，這就是：以百姓稱頌為名，以奉公盡職為實。雍正要一改官場上的腐敗觀念，樹立一種新風。 看到雍正嚴懲貪污受賄的官員，有人為迎合皇上，故作“廉潔”姿態，竟連正常的俸祿工資也不要了，想以此換取美名再升高官。對此，雍正很不以為然。他指出：凡事都有個度，哪有餓著肚子辦公的道理，只要不欺不隱，不在分外謀財貪利，就是好官了。雍正說：“沽名邀譽，乃居官之大患”。 3。“做實在好官” 雍正朝有個敢講真話的御史叫李元直，雍正對他很賞識。一次，李元直遞上一道奏折，他說：現今一些大臣為保全官位一味迎合，皇上認為可以，沒有一個敢說不可以；皇上若認為不可以，則沒有一個敢說可以。李元直進而直言，這種陋習在中央六部隨處可見。講這樣的話，固然要有膽量，而聽的人就更需要胸懷。雍正認為李元直“真實任事”，說中了要害 ，把他召入內廷面談，還一起吃荔枝，鼓勵他以后仍要“盡言毋懼”。 實心任事，是雍正對內外百官的根本要求，他頒諭給各省封疆大臣說：朕望天下總督、巡撫大員，“屏棄虛文，敦尚實政”。雍正二年(1724)，福建巡撫黃國材在一件奏折內表示要“實力奉行”，雍正在這四字旁批道：“全在此四字”。雍正三年(1725)，在給江蘇巡撫張楷的一條朱諭中，雍正談到：為官者要有所作為，“惟以實心行實政，重公忘私，將國事如身事辦理”。在安徽按察使祖秉圭的一件謝恩折上，雍正更是直言訓導，要他“做實在好官”。 雍正還為文武百官樹立起“公忠誠勤，實心任事”的楷模。他所賞識的幾位重臣，如田文鏡、鄂爾泰、李衛等，都是以直言不諱、據實辦事而得到特殊信任和格外擢用的。田文鏡本是一個官位不高的內閣侍讀學士，他引起雍正重視，是在雍正元年(1723)祭告華山回京復命時，他在皇帝面前把山西全省鬧災荒財政虧欠的情形一一如實奏報，雍正認為，該員“直言無隱”，“若非忠國愛民之人，何能如此？”遂加重用，調任山西布政使。在以后的幾年時間里，官職累遷。田文鏡受寵而不迎合，凡事直言，更被雍正看中。雍正七年(1729)，朝中大臣商議，要在全國各州縣的大鄉村設立“講約所”，每月初一召集農民宣講《圣諭廣訓》，雍正批示“依議”，令各地推行。接到這一諭令，已任職河南山東兩省總督的田文鏡據實陳奏不同意見，說農事繁忙，按月宣講，實在有所不能，而且各省鄉村遍設講約所，每年費用不下數十萬，實屬浪費。他建議在春仲、秋末、冬初農閑時酌情召民宣講。在這件事上，田文鏡不因《圣諭廣訓》是康熙大帝的圣訓集錦，而把不能如期宣講、難以持之以恒的實情隱瞞下；不因這件事經過朝臣商議已經得到皇帝諭準，而迎合順從。可貴的是，田文鏡以國是為重，坦抒已見，對皇帝已經批準的事敢于說“不”。而雍正欣賞田文鏡，也恰是這一點。在田文鏡的這一奏折上，雍正揮筆批道：“此奏可嘉處不勝批諭。”欣然采納了田文鏡的建議。 主管云貴廣西三省軍政要務的總督鄂爾泰，也是以“不計一身利害，大公忘我，致身于國”而得到雍正重用的。雍正八年(1730)正月，湖南巡撫趙弘恩與路經長沙的鄂爾泰面談了四天，事后向雍正報告說，要效法鄂爾奏的居官為人。雍正訓導說，要想學習鄂爾泰，當知道他的根本，鄂爾泰超過平常人的長處沒有別的，只不過是“忠公二字”，“以種種名利是非心居官為人，而欲效法鄂爾泰萬萬不能”。雍正告誡臣工，鄂爾泰之所以深受朝廷器重，是因為他忠公務實，這是根本，要學就學他這一點。 深得雍正信任的浙江總督李衛，以嚴猛著稱，他不茍同于官場積習，勇于任事，不徇私情，不避權貴，得罪了不少大官。這些人聯名向雍正告狀，雍正卻說：李衛“粗率狂縱，人所共知”，但他卻是“剛正之人”，朕賞識李衛，就是因為他操守廉潔，實心任事。 從這些被賞識的重臣身上，可以看到雍正著力提倡務實的良苦用心。 。
熱心網友
人物,事件.
熱心網友
你下次提問把問題寫清楚一點，別人看了，不知道如何回答！如你說的歷史論文，要寫清楚是哪方面的（人、物、事件、什么年代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