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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日軍自踏上中國領土之日起，就轟炸中國文化機關，搶劫中國文物，直至日軍戰敗投降，其以轟炸、焚燒、搶奪為主要手段的破壞中國文物的罪惡活動一刻也未停止過。戰時中國公私文物損失十分驚人。 　　全面抗戰爆發前，全國比較有影響的博物館37家。戰事起后，故宮博物館所藏之文物珍品多遷至四川、貴州各地保藏。國立中央博物館籌備處也遷四川李莊繼續籌備。但各省設立的博物館則以戰事影響，或遷移，或停辦。如廣西省立博物館三度改名，文物四度遷移，損失嚴重。1944年全國僅存博物館18家，較戰前減少一半以上。其他如附設于學?；驁D書館中的博物館則有四分之三被毀。 　　文物、古物的損失十分嚴重，僅江浙滬一帶，就有多家博物館被毀。上海博物館于“八一三事”變中為日機所炸毀。日軍占領上海后，破壞和掠奪文物書畫之事時有發生。1942年8月，同文書院的日本人鈴木率領二十余人前往上海世界學校，破門窗而入，企圖將藏書和樂器運走。該校存有古樂器二百余件，中國經史子集數千部，名人書畫數百件，外文書籍數千冊，如果上述文物被劫，將是重大損失。后經多方交涉，才未被運走。日本侵略者還大肆掠奪檔案史料文獻。據《申報》報道，1940年12月20日，日軍用斧頭劈開房門，將上海市財政局檔案強行搶走。同月30日，又劫走上海市公用局檔案12箱。 　　日軍占領南通后，對南通博物苑肆意破壞，一次日軍竟槍殺苑內珍禽白鶴煮以下酒，陳列室和文物也遭破壞。戰后，苑內一片頹垣破壁，陳列品僅剩少數鳥獸標本。 　　江蘇無錫縣立博物館有金石、雕刻、書畫等各類文物，兩千多件文物于1939年11月被日軍洗劫一空。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館文物、標本多次遭到日偽劫掠，歷史文化部損失最多。 　　1938年5月，日本飛機轟炸南陽，河南省圖書館運藏該地的部分圖書、文征明書畫及明代地圖兩箱被炸毀。 　　河南省立博物館被日軍占駐，館內文物、設施遭到破壞，日軍強索暗劫，文物和拓片碑刻被掠奪難以計數。在搜刮金屬為日軍制造軍火的“獻金運動”中，該館被日軍東第2935部隊野津敏迫獻鐵炮7尊；被東第2935部隊兵器部陸軍兵技曹長保刈實迫獻鐵炮36尊；被開封市偽政府迫獻銅鐘1個；被開封日本陸軍聯絡部迫獻銅炮2尊，銅云牌、銅鍋、銅爐、鐵鼎各1個，古錢3箱。 　　南開大學被日軍摧毀之后，學校原有大鐘寺贈送的一口大鐘，重18000斤，鐘面刻有全部《金剛經》，是罕見的歷史文物，也被日軍拉走，熔做槍炮子彈。 　　1938年7月6日，日軍飛機轟炸漢陽古琴臺，所珍藏的古文物，頃刻化為灰燼。同年9月，日軍先后兩次侵犯山東牟平縣城，將大型建筑燒毀，大批圖書檔案化為灰燼。 　　1941年2月9日，日軍闖入內蒙古召廟王愛召，瘋狂搜索珍貴文物，經日軍三天洗動，召廟內嵌有寶石的釋迦牟尼銀質佛像、珍貴的經卷、銀質鍍金馬鞍、弓箭以及各式壁掛、地毯等被搶劫一空。 　　1939年，日軍侵占海南崖州古城的觀音閣，后為田中商社株式會社所用。閣中有一口大銅鐘，鑄于唐代，是珍貴的歷史文物。1941年，田中商社株式會社用卡車把這口銅鐘運往榆林港而潛移東京。廣東西江肇慶七星巖、德慶悅城龍母廟等風景勝地，被盜走一批文物。廣東名硯也損失不少。1944年洛陽淪陷后，日本人盜走了龍門賓陽洞的四個菩薩頭及賓陽南洞的二力士像。 　　1942年8月至1945年6月，日軍在華北屢次向各機關及商民征集銅鐵料，僅在北平故宮博物院和歷史博物館內搜刮金缸金屑和銅鐵器等就劫得二百二十余噸。1945年12月7日，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報告，“案查本院被征用之銅品2095市斤外，計銅缸66口，銅炮一尊，銅燈 亭91件，此外，尚有歷史博物館銅炮3尊，本院之銅缸及歷史博物館之銅炮系由北支派遣軍甲第1400部隊河野中佐于三十三年六月十九日運協和醫院，該部隊過磅后，運赴東車站，聞系裝車運往朝鮮。 　　抗戰初期，中國考古機構的文物多數西遷，留在原地的部分，很難得以保全。如北平研究院發掘陜西寶雞斗雞臺所獲文物分存北平、陜西兩處，北平部分被日偽移到午門歷史博物館，結果被盜走三百多件，而藏陜西的文物因陜西考古會房屋被日本飛機轟炸，損失不少。 　　盧溝橋事變發生后，不久北京大學文學院為日軍所駐，1937年10月，該院隔壁之國學研究所遭襲。戰后，北京大學校產保管委員會致函教育部平津區特派員辦公處：“北京大學研究所前被敵人占用。敵人橋川時雄及栗田等侵越監管。勝利后本會派員點查損失文物極多。”并附《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為日人占據期間遺失物品要目》。 　　國立北平研究院損失。該院圖書儀器除大部于“七七事變”前及時運至上海昆明外，其他不及運出之圖書儀器古物家具等為15個偽機關所瓜分。圖書一萬余冊，也被偽機關所瓜分。 　　據1945年8月31日國立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主任李濟致國民政府教育部呈文所附《我國歷年被日本掠奪文物清冊》記載，日本公開收藏掠奪來的中國文物的公私機關即有東京帝室博物館、東方文化研究院京都研究所、御影嘉納白鶴美術館、東京細川侯爵府、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陳列室、東京大倉集古館、關東廳博物館、伊勢征古館等63家，其中比較著名的文物即有氏編鐘、戰國式銅壺、殷墟出土的白陶、彩陶、居庸關石刻等各種文物501類，日本公私收藏者收藏的大量文物，實為“我國家博物館……無上妙品”。 　　南京文物損失。1937年12月13日，日軍侵占六朝古都南京，在進行滅絕人寰的大屠殺的同時，日軍又開始了瘋狂的“文化大掠奪”，僅圖書、文物方面，日本當局先后指使三百三十多名日本專家，動用日本士兵三百六十余人，中國勞工八百三十余人，卡車310輛次，進行大肆搶劫。為支撐侵略戰爭的需要，日軍大肆搶劫銅、鐵等戰略物資。他們將南京“僧寺之大鐘鐵鼎”也用車運至日本?！巴耐N”的日本人對中國的字畫古物、經像法器有著特別濃厚的興趣，入侵中國后他們就瘋狂地掠奪中國文物。普德寺的500鐵羅漢，在日軍侵華期間，3尊被盜運往日本，后代之泥塑。1938年2月，國際救濟委員會委托金陵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史邁士(S。C。Smythe)主持歷時3個月的對南京災情的調查，其結果表明，南京住戶損失：52%由于縱火，33%為日軍搶劫所致，而市區損失63%由于搶劫，“值得注意的是，城內大部分房屋，甚至在燒毀之前，已經被徹底地、有組織地搜掠了里面財物，而實際幸存下來未毀的11%，也毫無例外地闖進士兵，遭到同樣的洗劫”，“字畫及稍有價值的東西都成了他們掠劫的對象”。在這場大規模的洗劫活動中，文化古物在劫難逃。 　　中國難民郭岐在《陷都血淚錄》中寫道，仇英的山水畫，趙子昂的馬，董仲舒、陸潤序的字畫，岳飛的親筆題字，八大山人的字畫，古版《西廂》，古官宦的瓷器及歷代的各種瓷瓶古物等，平常人不容易看到的傳世之寶，如今散亂于市，遭日軍搜羅劫掠。日軍在南京分散的搶劫每日每時都在發生。據日本《東京日日新聞》的隨軍記者淺海一男揭露，某報記者白天出去采訪，晚上回來時就懷抱著各式各樣的中國傳統工藝品。被劫公私文物十分驚人，其準確數量無法統計，但我們可以從以下幾例中窺見一斑，南京庫存古物原共19634箱，南京失陷前運出16681箱，城陷時存京庫未及運出者2953箱，分藏于故宮博物院南京分院和國立美術館。1938年6月，日軍特務打開575箱，清點文物數為8096件?？箲饎倮?，從敵偽手中只接收回文物2776箱。 　　國立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也損失古物1679種。如由曾昭在南京傅厚崗34號所藏者，計古 物類86件又一箱，書籍類55件又2柜，及古服飾衣物等被日軍搜掠一空。其中書籍以湖北官書局和金陵官書局刻本及碑帖、法帖和各種拓本為多，古物有南齊刻石佛一尊(棲霞山齊塔內出)，山西趙城縣佛寺壁畫四塊，乾隆五彩瓷籩豆等八件，同治五采瓷蓋碗20件，及古墨硯、對聯、字畫等。另有書籍兩箱，運至越南海防，因滇越路被炸斷，1941年日軍侵據越南時，也被搶走。 　　令人痛心扼腕的是，中央研究院殷墟發掘所的古物、拓片損失更無法統計，所掘山東日照兩城鎮陶器，大部分留存南京，日軍劫得后竟然用箱裝陶器、標本墊鋪路基。 　　凡是能得手的文物，日軍都要劫走。甚至連朝天宮屋脊上的建筑裝飾物“吻鴟”也被拆運日本。吻鴟，也稱鴟尾，是安裝在屋脊兩端，用來“禁壓火災”的。此種裝飾起源于六朝東晉時，后傳入日本。唐代鑒真和尚傳到日本的那對鴟尾，至今奈良唐招提寺的正殿金堂屋脊兩端的一件還是原物，在日本被視為國寶。而比日本“國寶”還古老得多的朝天宮鴟尾被拆走，除了文化掠奪，還能有何種解釋！ 　　日軍占領南京期間，毀壞古建筑數百處，對南京紫金山天文臺陳列的明清天文儀器大肆破壞，其中明制三件、清制二件。明制三件為渾天儀、簡儀和圭表，均系明正統四年(公元1439年)所造。渾儀是用來測量星體在天空中位置和運動規律的儀器；簡儀則是渾儀改進型，不僅操作簡便，測量精度更加準確；圭表乃圭與表的合稱，用于測量日影長度的變化，確定一年四時八節的準確日期，從而制定出合乎天時并能指導農業生產的歷法。明制渾儀、簡儀和圭表至清時仍保存完好。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北京，德軍搶走明制渾儀和四件清制天文儀器。第一次世界大戰后，中國作為“戰勝國”收回德軍搶走的天文儀器。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日軍不斷進逼華北，為保證國家珍貴文物的安全，中央研究院奉命將北平古觀象臺明清天文儀器運抵南京，陳列于紫金山天文臺。1937年12月，日軍占領南京后，上述天文儀器落入日軍之手，“儀器受損嚴重，許多零部件損失殆盡，渾儀、簡儀龍角、龍爪多處破損”。 　　據國民政府教育部編《南京市抗戰期間公私文物損失數量及估價目錄》統計，南京地區戰時文物損失，查明有據者至少有古字畫兩萬八千余件、古玩七千三百余件，尚不包括中央研究院殷墟發掘所的古物、陶片等和該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954箱文物。上述文物雖不能斷定多少為日本侵略者所劫奪，但確實是因為戰爭而造成了損失。 　　本文節選自《大劫難》，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3月版。 　　（編輯：獨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