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作家萊辛寫了＜智者納旦＞一書，我想知道此書書寫的具體背景．

熱心網友

門德爾松的摯友萊辛以門德爾松為原型，創作了劇本《智者納旦》，其中猶太人的形象一改過去的齷齪與卑鄙，成了令人尊敬的長者。德國社會透出了一絲寬容的信息，猶太人立即作出回應，持續了一百多年的猶太解放運動拉開了序幕。處于社會邊緣的猶太人，受到德國法律的種種限制及社會的歧視，他們可以借以改善自己地位的空間極其狹窄，具體的運作方式只能是“同化”，于是猶太人解放運動的基調就此形成：主動認同主體民族的文化，對自己實施“再教育”。同化運動之初，猶太人中的改革派對前景是樂觀的，認為此舉可望使猶太人融入德國社會，以此擺脫猶太人屈辱的地位。猶太人在德國文化中的作為已是舉世公認，及至一九三三年，全球一百七十名諾貝爾獎得主當中，有二十人是猶太人，其中十五名是德國猶太人。猶太人在德國文學中的作為其實也是同樣的輝煌，一部近代德國文學史中，猶太作家群星璀璨，雖然其中的一批人如今已漸漸被人淡忘，但是也有諸如卡夫卡和海涅等永垂不朽的名字在永遠地祭奠著那個燦爛而悲愴的時代。作為文化的一個子系統，文學當然有其自身的特殊規律，但也無法脫離文化母體的限制性框架的制約。如果對德國猶太文人作一番“外部研究”，則可以從一個特殊的視角透視出猶太人在德國社會中的特殊心態、他們的困境和訴求、猶太文化的發展和變異。《德國文學中的猶太人》正是把德國猶太文人作為參照物，來審視德國猶太人的認同危機。戰后任何有關德國猶太人歷史和文化的研究，都無法回避大屠殺這一慘痛的事實，都難以平心靜氣地回顧這段歷史。不過這種情緒化的態度，很容易把猶太人在德國的一千五百年的歷史看成大屠殺的準備階段。這樣一種視角會割斷德國猶太人的歷史，這段歷史中也有相對寬容和平靜的階段。自從十八世紀中葉德國猶太人解放運動以來，猶太人融入德國社會的程度越來越高，猶太人與德國文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猶太人也是德國歷史和文化的塑造者。譬如在魏瑪共和國期間，猶太人已經不是局外人，文學藝術中的許多新潮流是猶太人所創，德國的許多傳統也是由猶太人所傳承的。盡管猶太人在德國從未擁有過所謂“文化霸權”(納粹的宣傳如是說)，但是一部沒有猶太人的德國文化史和文學史是無法撰寫的。自從猶太民族被趕出故土、漂泊世界以來，定居在現今德語國家的猶太人經歷了不同的發展階段，十八世紀中葉開始的猶太人解放運動標志著根本性的轉折。在此之前，十到十二這三個世紀中，猶太人在法律地位上并未受到多少歧視，他們享有充分的商業自由，他們的生命、榮譽和宗教也受到歷任皇帝和大主教的保護，“這段時間是猶太人在德國最幸運的時期”。其后的幾個世紀里情況急轉直下，猶太人的處境步履維艱，直到十八世紀中葉還被強行限制在半封閉的“Ghetto”(猶太人聚居區)中。法律不允許他們從政、從軍、擁有土地、隨意遷移。在德意志人的眼中，猶太人歷來是“一群乞丐、小販和高利貸者，絲毫也不可愛；這些人沉迷于陰暗的迷信，尚未開化，他們的外表和行為都極其怪異”。青年歌德看到法蘭克福猶太巷中衣衫襤褸的猶太人時，心中也不乏鄙視與厭惡。猶太人的反應則是執著地固守本民族的宗教傳統。的確，處于主體民族的種種壓迫之下，能夠維系猶太族群、使族人們產生認同感的唯有猶太教。猶太人無論在外表和內心世界均顯示出自衛的態勢，對于傳統宗教的執著使他們同歐洲文化的關系咫尺天涯，于是他們在文化上陷入了孤立之中。但他們的困境主要是法律、社會對他們的限制和主體民族對他們的歧視，他們也從未對自己的猶太人的身份有任何疑惑，從不為此費思量。解放運動的產生，關鍵在于德國社會發生的變化。十八世紀下葉，德國的等級社會開始解體，給猶太人提供了稍大一些的生存空間。隨著啟蒙運動在德國的濫觴，自由、平等、博愛的原則逐漸為一部分開明的德意志人所接受，德國社會出現了寬容的氣氛，開始關注猶太人的境遇。門德爾松的摯友萊辛以門德爾松為原型，創作了劇本《智者納旦》，其中猶太人的形象一改過去的齷齪與卑鄙，成了令人尊敬的長者。德國社會透出了一絲寬容的信息，猶太人立即作出回應，持續了一百多年的猶太解放運動拉開了序幕。處于社會邊緣的猶太人，受到德國法律的種種限制及社會的歧視，他們可以借以改善自己地位的空間極其狹窄，具體的運作方式只能是“同化”，于是猶太人解放運動的基調就此形成：主動認同主體民族的文化，對自己實施“再教育”。同化運動之初，猶太人中的改革派對前景是樂觀的，認為此舉可望使猶太人融入德國社會，以此擺脫猶太人屈辱的地位。不過正是這個“同化”，使猶太人在獲得解放的同時，又陷入了認同的危險，猶太人的身份對于他們是一個極大的負擔。猶太人與德國人的雙重身份使他們在確認自己的身份時無所適從。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對于大多數德國猶太人來說，同化無異于喪失自我，同化成功之日，就是猶太民族亡族之時。而半個世紀之后，同化的深度和廣度同步進行，據估計，在十九世紀，五十多萬猶太人中約有二萬二千人皈依基督教。進入二十世紀，接受洗禮的猶太人更是與日俱增。魏瑪共和國成立后，民主憲法取消了公民在血統和宗教上的區別和限制，一九一九年，猶太法學家胡果·普羅伊斯出任共和國內政部長，猶太人首次在德國的政治生活中扮演了一個重要角色。地位的提升、處境的改善，加之在文化和經濟中的成功，更加速了猶太人的同化進程。十九世紀末以來，盡管反猶主義甚囂塵上，絕大多數猶太裔文化人堅定地認為自己是地道的德國人，而且首先是德國人，其次才是猶太人，猶太人為了自衛而締結的組織中最大的一個名稱就叫“持猶太教信仰的德國公民的中央聯盟”。猶太人不但認同德國文化，而且在血統上也大量與日爾曼人混血。二十世紀初，猶太人締結的婚姻中有百分之二十是所謂“混合婚姻”，即與日爾曼人結合。這種狀況導致猶太人身份的界定極其困難，接受了洗禮、皈依基督教的族人是否還是猶太人？“混合婚姻”產生的混血兒在信仰和文化上與猶太傳統隔閡更大，他們是否還是猶太人？從“誰是猶太人？”的問題，很容易引出另一個帶有普遍性的問題：“我是誰？”一部分猶太人在同化的道路上義無反顧，惟恐自己身上的德國氣息不夠濃，出現了比德國人還德國人的現象。其中最典型的莫過于作家雅各布·瓦瑟曼。另一個猶太作家圖霍爾斯基評論他說道：“人們指責他，說他，一個猶太人，卻比德國人還要德國人。”一次大戰爆發時，猶太人投軍熱情之高，令人瞠目。十九世紀八十年代，沙俄境內的猶太人遭到大規模的迫害，大批東歐猶太人逃離俄國，取道德國移居美國。恪守傳統的東歐猶太人帶來了德國猶太人已經生疏的正統猶太教，但卻遭到德國猶太人的抵制和蔑視。這個時代產生的猶太復國主義在東歐猶太人中迅速傳播，德國猶太人中卻響應者寥寥。在十九世紀上葉德國猶太作家的杰出代表海涅等人的作品中就可見出認同的危機。海涅的作品中雖然也有涉及猶太人處境的，但是他的主要作品都沒有閾于猶太族群的視野，因為他自認為是德國人，視德國為祖國。但是這份愛卻得不到回報。別爾內寫道：“一些人指責我是猶太人；另一些人則寬恕我；第三種人卻因為我是猶太人而贊賞我：無論如何，大家都想到了我的猶太人身份。”這種失落感在海涅身上表現為嬉笑怒罵。此后，猶太作家中不斷涌現出尋釁者，他們的存在構成了猶太作家的一個基本類型，尋釁也構成了德語猶太文學的特點之一。在這樣一個文化語境中的德語猶太作家(當時德國與奧地利及其他德語地區在文化上的界限并不很明顯)所創造的文學作品，無疑充分反映了這些作家們的心態和訴求，尤其清楚地傳達出了德國猶太人的認同危機。但是除了因時而異之外，德語猶太作家的作品也因地域而異，到本世紀初時，除了居住在第二帝國境內、尤其是以柏林為中心的作家之外，還有以維也納為中心和居住在布拉格的德語猶太作家群。第二帝國境內的德語猶太作家總的傾向是一種矛盾心態，一方面他們飽受歧視，為了擺脫屈辱的地位，不得已只好接受現實，盡量淡化自己身上的猶太文化，以期得到主體民族的承認，不少人更改姓氏、接受洗禮便是一例。另一方面，他們在主體民族的文化之中生活，西方文化對于他們的影響遠遠大于猶太文化的影響；相當一部分人熟悉并崇拜自古希臘以來西方的人文科學及自然科學，認為西方文化優于猶太文化，因而有著強烈的同化沖動，主動認同西方文化，為了進入西方文化，不惜放棄本民族文化，皈依基督教。海涅有言道，皈依基督教是為了獲得“進入歐洲文化的入場券”。尤其是在同東歐猶太人的正統猶太文化發生碰撞時，文化自卑感以及對本民族文化的厭惡相當強烈，形成了所謂猶太人“自我仇恨”的情結。在奧匈帝國治下的維也納和布拉格，猶太人的處境和心態又大不相同。在這個多民族國家里，德意志人是統治者，在人數上卻居于劣勢，所以他們極力網羅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以達到鞏固統治的目的，說德語的猶太人竟然成了“團結”的對象。一七八二至一八四八這段相對寬容的時期內，至少有一百多個猶太富豪得到“賜封”的貴族爵號，躋身于統治者的行列。猶太人也因此積極效忠于哈布斯堡皇朝，認同歐洲文化時顧慮更少，“維也納給帝國境內的猶太人提供了更大的發展機會、更多的文化舞臺和一個較為寬松的社會氛圍。猶太人是最忠誠的奧地利人”。在這種環境當中，猶太人更能顯露其風采，也是理所當然的，斯蒂芬·茨威格曾就此說道：“世人為之贊嘆的十九世紀維也納文化，十分之九是一個由維也納猶太人所促進、扶持，甚至是猶太人直接創造的文化。”在猶太人與主體民族的關系上，茨威格強調猶太人是歐洲人道主義的捍衛者和傳播者，這個沒有根的民族被迫成為世界公民，他認為自己首先是世界公民，其次是歐洲人，然后是奧地利人，最后才是猶太人。所以當他被逐出祖國的時候，倍感失落，寫下了傷感的《昨日的世界》，哀嘆歐洲文明的衰亡。生活于布拉格的猶太人，因生活環境的不同，又展現出另一番景象。世紀末的布拉格有人口約四十五萬，其中猶太人約二萬五千，德意志人一萬左右。猶太人中說德語的僅有一萬一千多人，卻給世界文學奉獻了卡夫卡這樣的文學大師。布拉格的德語猶太人受著德意志人的統治，又處在捷克人的包圍之中。他們不是捷克人，卻生活在捷克人的土地上；他們不是德意志人，卻使用著德語，從中接受著這種語言承載著的文化。他們是猶太人，卻不會說自己的語言，淡忘了自己的文化。在這樣一個缺乏歸屬感的生活世界中，任何有思想的人都會提出一個根本性的問題：我到底是誰？何處是家園？而奧匈帝國一九一八年的崩潰，更加劇了無所歸依的感覺。由此產生的布拉格德語文學，具有非常明顯的特性，即所謂“飛地屬性”。猶太人當中普遍存在的局外人的感受，在布拉格猶太人中更為強烈。因為自己不屬于爭吵的任何一方，所以他們不為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的成見所動，使卡夫卡們得以冷眼旁觀身邊的世界，冷峻地剖析蕓蕓眾生，連幽默時都不動聲色，卡夫卡也成了猶太作家的另一個原型：局外人。卡夫卡把猶太人的無家可歸的狀況、猶太人的孤立與孤獨當作他的作品的主題，“無可爭議的是，不回溯到卡夫卡的猶太人的根，就無法闖入卡夫卡筆下那個神秘的世界，盡管他的作品中根本沒有出現‘猶太人’一詞”。猶太人的存在危機，被后來的讀者解讀成了人類生存的根本狀況。二戰結束后，種族滅絕的慘痛事實給轟轟烈烈的猶太解放運動劃上了一個鮮血凝成的句號。猶太人在德國一千五百多年的歷史到底是不是一個注定走向奧斯維辛的過程，取決于如何看待德國文化的本質。不過無論如何，猶太人對德國再也不抱幻想，因為他們知道“我們不屬于這里”，無論是“同化”還是“融合”，都不過是“一個幻覺”。但是，認同的問題并未結束，反而日漸突出。如今，德國僅剩下三萬多猶太人，是少數民族中的少數；但在德國共有六百多萬外國人，而且還在不斷增加，新的問題層出不窮，德國出生的第三代土耳其人的故鄉在哪里，他們在居住國當然是外國人，回到祖國時也往往被視為洋人，“我是誰？”認同的問題仍將存在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