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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對銀行上市的要求是“積極穩妥，不盲目攀比，成熟一家，批準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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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穩妥，不盲目攀比，成熟一家，批準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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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對銀行上市的要求是“積極穩妥，不盲目攀比，成熟一家，批準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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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1月我非常榮幸地應亞太總裁協會邀請到中國參加世界最偉大投資人巴菲特理論與實踐報告會，到中國以后知道了國家從外匯儲備拿出450億美元作為資本金注入中行和建行，要讓這兩家商業銀行上市這件事以后，我當時就跟中國人民大學著名的金融學教授吳曉求博士討論了這件事。我說這樣做不行，但我有辦法。也一直想寫這篇文章希望對國內有所幫助，更希望能做一些事給大家看。您用450億美元達到的效果，我可以用我個人的頭腦，我的智慧達到他們同樣的目的。國家讓中國銀行和建設銀行兩大商業銀行上市是件大事，好事。國有銀行走市場化的道路是正確的，也是我國經濟改革開放的又一個大膽的舉措。金融業市場化和政企分開可以盡量避免人為的錯誤和盲目的統一指揮，避免和分散風險，提高效率的一個重要措施，它確實會極大地利國利民，應該是發展的方向。但國家從國家外匯儲備給中行和建行450億美元作為資本金注入，聽說還要注資1000億美金給工商銀行和農業銀行。這樣一來一下就可以把國家外匯儲備用光。會把銀行危機轉化為貨幣危機，問題很嚴重。所以我一看就覺得不對勁，它反映了高層決策的很多問題，很可怕。就像蔡重直先生跟王巍在《中國企業家》雜志上發表的金融改革對話中所說的。國家用外匯儲備給銀行注資主要有三個問題：第一個是注資的法律程序問題和利益問題。用國家外匯儲備注資不光是銀行的事情，也不光是政府的事情，是關系到每一個人民幣持有者的公民權利和利益的大事。第二個問題，450億美金相當于3700多億人民幣，如果再要注資到1000億美金的話，就相當于8000多億人民幣，這對國民經濟肯定會有很大的負面影響，這450億美元的注資口子一開，還會引發或加快銀行危機向貨幣危機轉化。第三個問題，銀行改革的關鍵是什么？是注資外嫁，還是激發本土金融家創新精神。國家給銀行注資，特別是注資上市代價太高，風險太大，從金融上不是明智之舉，金融上常常是漏洞會越補越多，越補越大，極其危險，不能搞注資上市，圈錢甩包袱，政府不能有意打擊自己的投資人的信心。注資不但不能解決問題還有可能導致連鎖反應。這兩個銀行經營不好，有壞帳呆賬可以注資，其他銀行有虧損，也要注資，其他國有企業經營不好同樣可以注資。中國還有190多家大型中央直屬的國有企業，按照同樣的邏輯，他們也有充分理由去申請動用國家外匯來注資。這450億美元的注資口子一開，可能會引發或加快銀行危機向貨幣危機轉化。以現行的解決銀行問題的思路和方案一定會誘發或加快銀行危機演變成潛在的貨幣危機。國家用外匯儲備給銀行注資的存在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就是否符合法律程序問題。國家外匯儲備是否可以用作銀行上市，屬于政企不分，行政領導權力無限地擴張的明顯表現，行政領導可以任意動用社會資金為少數利益集團堵漏洞。沒有規矩，缺乏基本常識，也不懂得經濟和企業運作規律。想一想我們國家多年來經濟上的重大失誤，沒有一件不是同“程序”有關。所以這是件大事，是關系到每一個人民幣持有的公民切身利益的大事。而不僅僅是銀行的事。國家外匯儲備是一個國家的金融當局所持有的、用于國際收支逆差彌補和維護匯率穩定的流動性資產，這個流動性資產就是硬通貨。外匯儲備的增加是我國國際收支順差不斷增加的結果，在外匯儲備不斷增加的同時，中央銀行的基礎貨幣發行也在同步擴大，因為中國實行的是強制性結匯，例如，一個企業出口了1億美元的商品，創匯1億美元，這1億美元到了中國之后，就被中央銀行約按1:8。3的匯率,用8。3億人民幣把這1億美元買了回來,企業得到8。3億人民幣,同時,國家的外匯儲備增加1億美元。所以說，與這450億美元相對應的3700多億人民幣已經投放到市場上了,而這3700多億是基礎貨幣，在流通過程中由于貨幣乘數作用，又產生了倍增效應，變成了上萬億流通中的貨幣，這上萬億人民幣已經在老百姓手上了。這是中央銀行對人民幣持有人的負債，人民幣持有人是債權人，正是從這個意義上全體中國人民，更準確地講，人民幣持有者的中國公民是國家外匯儲備的債權人，是國家外匯儲備的購買者和承受者。這也是為什么，我們不稱外匯儲備是“政府外匯儲備”，而是“國家外匯儲備”的根本原因。當然，國家的外匯儲備是由政府的外匯管理當局持有、管理和經營，所以人們說這改變不了“丫鬟拿鑰匙，當家做不了主”的性質。王巍說得好，他說“這種解決問題的方式，事實上是為一個舊的體制和經營機制再次輸血。中國的金融界是在所有產業中政府管制度最高、最受保護的，可以說是中國市場經濟當中日益孤立的“行政孤島”。在這里匯集了一批最強的、最有能力的管理人員，獲得了免費的資本資源，而且隨時可以利用政府特權獲得免費的社會資源，同時卻不可思議地創造出了最多的不良資產。相對于在體制改造中獲得新生的其他產業，家電、紡織、鋼鐵、煤炭等等，我們有什么資格頤指氣使地繼續維護金融產業的特權？面對大軍壓境的全球金融機構的服務水平，我們還有什么理由抱殘守缺眷戀低能的金融管理與融資體制？我們一直在談中國金融改革的出路何在，是不是能利用中國外匯儲備增多經濟發展強勁這樣一個非常好的時機，在制度安排和運轉機制改革方面做大的動作？現在仍然把中國金融界和銀行界獲得新生再造的機會寄托在注資，或者是境外上市，或者是靠著讓民營企業“買單”的方式，他說得好“這是中國金融家和政策制定者的集體悲哀”。據稱補充資本金的目的就是為了讓四大商業銀行的資本金充足率能夠達到《巴塞爾協議》規定的8％的要求，一方面同國際接軌參與國際金融市場的競爭，一方面也是為了維護國家金融安全。當然，更為現實的目的就是為四大商業銀行的股份制改造作準備，為四大商業銀行的上市作鋪墊，也是想用錢甩包袱，十分危險。中央給兩大銀行注資是治標不治本，把壞賬呆賬人為地去掉，給銀行造成一種表面健康的現象，然后，上市。其實，非常不可取，更嚴重的是影響不好，會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在國外上市，將給國外的投資人和金融企業有機可乘，對沒有經驗的股民又會變成一次政府的圈錢行為，既讓股民永久地套住，永世不得翻身，因為上市銀行的根本問題沒有解決，企業沒有實質的賺錢能力，政府忍心讓你的子民，股民為你去承擔風險嗎？四大商業銀行完全可以上市，確實也應該盡快上市，但不應該是用注資外嫁的簡單辦法。我的想法跟大多數人不同，要把它作為一個系統的金融工程來搞。目前首先需要的是制度和人才，而不是錢。讓事業心的，有能力和經驗的人去發現問題，堵住銀行漏洞，然后小規模融資，有眉目了，再走下一步，大規模融資。怎樣才能使這些國有銀行成功上市，同時又如何避免450億美元，甚至更大的代價呢？首先是解決銀行目前存在的問題，銀行的問題不解決能上市嗎？要解決銀行的問題必須改革，而中國銀行改革首先要解決的是方向、理念、觀念、政治哲學上的問題，改革的重點是監管銀行的政府，而不是銀行，因為，中國的銀行是政府一手塑造的，而不是銀行家和市場發展的結果，政府的理念、管制哲學不變，銀行的問題能解決嗎？但政府認識到問題以后，政府應該把銀行作為一個獨立的企業運作，發現和利用人才，給他們機會，要讓他們自負盈虧，不能依賴國家。在人才上，誰能讓銀行走出困境，讓它們成為一個越來越具有盈利能力的企業，誰就上，不能讓干部管銀行。銀行可以成功了然后再上市才能避免上市的風險和沒有必要的代價。要使這些銀行上市首先要從國內開始，從企業家，銀行家，國內的資深投資者開始，而不是依賴海外市場和散戶。一般銀行是不能賣給外國人的，不能讓別人控制自己的經濟命脈。要想扭轉目前銀行的局面，首先從各個銀行內部的治理整頓開始，讓有能力的銀行家先堵漏洞，再賺錢。可能賺錢的時候再上市，不能賺錢，沒有希望就上市其實就是圈錢，股民已經圈怕了。甩包袱，圈錢是損害國家和投資人的事，所以會導致今天的中國股市，經濟增長，股市反而掉。不要想到一開始就到國外去融資，國外的投資人是非常精明的，您們可能還不是他們的的對手，從國外融資的代價遠比國內大，不是隨便可以去融資的。要使銀行成功上市必須由銀行企業家先使銀行具有盈利能力，最好是越來越有的盈利能力和希望，不能用錢買機制的改革思路。要讓銀行賺錢和上市，首先是國家政策，國家政策用得當的話本身就是無價的，它可以給銀行和企業帶來巨大的價值，有了好的政策，銀行上市遠比450億美元的國家注資強，并且可以避免450億美元的代價和后果。然后，需要真正的企業家和銀行家來投資和管理銀行企業，使它們盈利，千萬不能用不懂企業和銀行事業沒有風險意識和利害關系的國家干部去管理銀行業務。銀行資金不足，應該從國內外的企業家和銀行家先投資，讓銀行的利益與他們的利益一致。有了負責人的企業家和銀行家他們會想盡一切辦法是銀行盈利的，然后，再談上市就順理成章了。目前，銀行是世界上最賺錢的，發展最快的企業，很多人多想投資銀行，特別是國內的銀行，而我們的銀行卻成了國家的包袱。我想按照國內企業和國內資金的情況，各個銀行完全可以從企業家和資深的投資人中融資4500億元為銀行注資和使銀行走向企業的正規道路。有了資金和人才（為自己利益奮不顧身的企業家和銀行家）以后，他們一定能夠使銀行盈利和上市。銀行和保險業上應先立足國內市場，先給自己的人優惠，維持國家和人民的利益，實在沒有能力和經驗的情況下可以高薪聘請國外的銀行家來運作和管理，但必須責權利分明。參與國際金融市場的競爭主要是制度，人才和資金。目前中國缺乏的是有眼光，有遠見和經驗的高級人才而不是資金。如果用國外的銀行管理經驗讓銀行實現盈利是完全可能的。而像現在這樣，簡單注資和一味追求上市是十分危險的，千萬不可為之。中信公司董事蔡重直先生在他們的金融改革對話中說得很對。他說“勢力的無約束的權力擴張，自由的、金融企業自主權利和銀行家創新精神的極度壓抑，是使中國銀行業嚴重滯后、技術性的破產和支離破碎的根本原因。政治的、官僚的和行政勢力的大幅退出，自由的、金融企業自主權利和銀行家創新精神的大幅張揚，是中國銀行業復興的根本出路”。蔡重直舉了他自己的一個例子，我覺得特別好，我想在這里給大家引用一下。他說“關于銀行的起死回生我有親身體會。1998年2月，我到香港嘉華銀行做總裁兼CEO的時候，嘉華銀行瀕臨破產，200億貸款余額中有70億不良資產，不良資產率為35%，是全香港第一。香港金管局要求大股東注資，要求尋找戰略投資者。但是，在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的形勢下，大股東無錢注資，戰略投資者也找不到。可是，通過三年的改革和努力，我們解決了50億不良資產，不良資產率從35%降到6%，貸款從200億增加到了350億，利潤從1998年近乎虧損，到2000年底撥備完之后稅前利潤達6個多億。為此，香港政府專門發信表揚，感謝我們對香港銀行穩定做的貢獻。在亞洲金融危機的情況下，在香港銀行業整體貸款余額連續三年萎縮的情況下，我們用了不到三年的時間拯救了這家銀行，靠的是什么？我的體會，靠的是香港政府和銀行監管當局嚴格尊重銀行的自主性質，不干預；靠的是香港的法制和商業自由；靠的是銀行家的創新精神和改革。1998年2月我去的時候，銀行的高管有近20人，半年之后，這20個人全部被炒掉，換上了不是組織部安排的，而是獵頭公司介紹的各方面的專家。我去一年多后，嘉華銀行1090人里面有700人左右是新的，可以說這家銀行在一年之內徹頭徹尾地變了，換了一個嶄新的機制，香港的英文雜志用“THE REMAKING OF A BANK”,即“再造銀行”來評價。現在我常想，如果大股東注了資，能有新的機制嗎？如果香港的金管當局親自“操刀”來“掌勺”，而不是靠改革、靠銀行家的創新精神，銀行能起死回生嗎？他說“中國的銀行趕上了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好時期，貸款數量的大幅增長為貸款質量的改善和利潤增加創造了非常好的條件。所以我說，中國的四大銀行完全可以不挪用國家外匯儲備，完全可以不侵犯“人民幣持有者的中國公民權利”，而靠政府的改革，然后才是銀行的改革來起死回生，“再造銀行”。”我跟他們一樣也認為中國的銀行業完全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走出困境，但前提是，政府對銀行的認識，政府對銀行管理理念必須改革，需要領導人的膽量和氣魄，是人不是錢。另外，日本人因為官僚和政府行為，日本經濟在九十年代滑坡以后，房地產價格崩潰，日本銀行頻臨破產，市場迫使日本銀行改革，日本經濟和銀行花了十幾年才開始恢復，代價非常之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