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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西方社會科學發展的整體化趨勢：成就、問題與啟示 【內容提要】當代西方社會科學在經歷了長期的專業化分化和初步的交叉、融合之后，已大踏步地向雜交、綜合和整體化的方向發展。傳統的學科界限已經模糊；交叉、橫斷、邊緣性的學科分支、研究領域和理論流派大量出現；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知識的產生途徑以及理論的應用方式得到了更新。簡言之，跨學科交叉研究以及雜交化和整體化已成為當代西方社會科學發展的最基本的趨勢。在人類即將邁向新世紀的時候，對當代西方社會科學發展的基本趨勢的表現、成就和問題作簡要的回顧、檢討與展望，對于我們跟蹤國外社會科學的新發展及新成就，加強跨學科研究，更新我國21世紀社會科學各學科的研究方法，推動我國社會科學的研究與教學體制的改革，促進我國社會科學事業的全面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 　　　　　　一、近現代社會科學的形成與分化 科學技術的發展經歷了一個由整體化（古代）到專業化（近現代）再回到整體化（當代）的發展過程。近代各門實驗科學在分化出來以前，是以自然哲學這一整體化的形式存在于哲學的母體之中的；而近現代各門經驗社會科學在分化出來以前，則以道德哲學或人文知識的方式存在于哲學的母體之中。可以說，在文藝復興以前，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知識，其研究與教學事業是整體化的。 自文藝復興開始，物理學、化學、生物學等各門實驗自然科學紛紛從自然哲學的母體中分離出來，成為獨立的學科領域。從16世紀開始，人文社會研究也試圖以某種方式獲得經驗確證，從而發展出系統的世俗知識，即開始了社會研究的科學化的努力。但是，近代的經典科學觀的一個基本前提是笛卡兒的二元論，即物質與意識、人與自然、物理世界與社會及精神世界的分離。科學文化與人文文化這兩種文化從一開始就出現了分界。這一點我們可以從1663年托馬斯·胡克為英國皇家學會草擬的章程宗旨中得到清楚的證明。胡克寫道：皇家學會要“通過實驗手段增進關于自然萬物的知識，完善一切手工工藝、制造方法和機械技術，改進各種機器和發明”，學會“無涉于神學、形而上學、倫理學、政治學、語法學、修辭學或邏輯學。” 到了上一個世紀之交（18世紀末—19世紀初），各門實驗自然科學以及數學已經成熟，并且占據了人類知識領域中的至高無上的地位。自然科學家并不把人文社會知識當作科學，而社會科學家則以自然科學為榜樣，為社會知識的科學化（科學的客觀性、可證實性、定量化、形式化和精確化等）而努力。 進入19世紀，隨著西方工業化、城市化、大學改革和經驗研究的成長，社會科學知識的產生逐步變成一種相對自主的、由自己特殊的程序或方法所指導的活動，并逐步建立在系統的經驗數據的基礎上。在19世紀，社會科學作為了解和控制日益復雜的社會的手段成長起來，先是以統計學和人口統計學的形式，后以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人類學等形式確立起來。這一時期社會科學新的且最重要的東西，是理解社會及其問題的程序或方法從根本上發生了變化，即想象的、神秘的、天啟的東西讓位給科學。這反映了經驗的、定量的以及形式化科學方法的成長。這種方法論上的變化，并不僅僅是經驗科學發展對經驗主義認識論原則的承諾，以及社會研究模仿自然科學尤其是物理學研究方式的結果，而且也是人類社會由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轉變的必然結果。因為社會科學的最終目標是社會問題的解決，工業化、城市化以及勞動分工的細化帶來了更復雜的社會問題及管理問題，國家或政府需要更多、更精確可靠的知識和信息來制定與執行政策、管理社會。因此，新方法的應用不只是為了獲得關于社會的客觀知識或科學真理，更重要的是統治者要利用這種知識來控制和管理社會。此外，18世紀末、19世紀初歐美大學的復興與改造也是近現代社會科學形成的一個重要原因。經過改造的大學成為知識創造的主要場所，神學院或被取消，或縮小為一個系；醫學院和法學院仍有其重要地位，但局限于特定的專業或職業訓練；哲學學院以及分離出的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各系科成了知識產生的主要場所。 19世紀50年代到本世紀20年代（有的學者界定為1850—1914年間），社會科學的各個主要學科（史學、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人類學等）先后形成了現代社會科學獨立的研究框架，并加以制度化，尤其是在大學扎了根。這種進程主要發生在英國、法國、德國、奧地利、意大利和美國，因而我們今天所看到的西方社會科學的大部分經典也就是在這些國家出現的。當然，這并不是說在16世紀后半期到19世紀上半期，人文社會研究沒有涉及現代社會科學的主題。相反，有不少現代社會科的核心問題，如國家與法、政治制度、經濟政策、社會政策、國際關系、權力問題等已得到了相當充分的研究，人們不僅能在早些時候的馬基雅維利、布丹、格老秀斯、配第、重農主義者和啟蒙學者的著作中，而且能在19世紀上半期的托克維爾、赫爾德、基佐、費希特、馬爾薩斯、李嘉圖等人的著作中看到大量的社會科學主題的論述，只不過這些論述很少是在我們今天所說的特定的學科框架中來進行的。 還是讓我們簡要地敘述一下社會科學的各個主要學科是如何形成的吧。據說史學是一門在西方最早制度化的社會科學（在我國，人們更多地把史學當作人文科學看待，在西方也有不少學者反對把史學列入社會科學領域之中）。實際上，史學是人類知識最古老的分支之一，在世界各地尤其是各文明發祥地，遺留下大量的歷史典籍，它們所記載的多是民族或國家的過去、尤其是帝王將相的生平活動。19世紀后半期所形成的新史學之所以被看作社會科學，就在于它遵循經驗科學的傳統或要求，提出用歷史的事實來說明理論，或者說從歷史事件或現象中概括、歸納出說明歷史過程及其內在聯系的理論，并用這些事件或事實來檢驗這種理論。新史學要求經驗理論說明各種歷史現象的相互關系以及歷史過程的規律性，反對舊史學的那種講述故事的研究方式。 經濟學是另一個出現較早的社會科學學科。盡管“經濟學”這一名稱是19世紀才出現的，但是，經濟研究及經濟理論在近代成就卓著。在16—18世紀已經出現了政治經濟學、統計學、財政學和國家學這樣一些學科名稱；重農主義、重商主義、古典政治經濟學理論都是現代經濟學誕生之前所取得的豐碩成果。應該說，這一時期出現的經濟研究與政治研究是密不可分的，“政治經濟學”、“國家學”、“財政學”這些名稱本身就說明了這一點。現代經濟學的出現，使政治經濟學這種政治與經濟的整合研究逐步消失。因為經濟學家強調經濟行為反映的是個體行為，而不是各種制度，進而又假定了自由放任或自由主義原則；經濟學的普遍化假定使經濟研究直接面向現實，因而經濟史研究被擠到了角落的位置（后面我們將看到，在當代社會科學的整體化發展趨勢中，政治經濟學和經濟史的研究復活了）。 社會學的興起幾乎與經濟學同步。美國著名社會學家拉爾夫·H ·特訥在《尋求認同的美國社會學》（載于《當代美國社會科學》）一文中認為，社會學之作為一個研究領域的想法出現于動蕩的19世紀中葉的歐洲。當時，傳統的社會在一片革命、反革命和國際戰爭嘈雜紛亂中瓦解；作為對現實的反應，法國哲學家奧古斯特·孔德提出社會學應作為一門科學來研究人類社會的相互關系，并提出采用現有科學的實證方法；而另一些學者（包括赫伯特·斯賓塞、喬格·齊美爾、埃米爾·杜克海姆、卡爾·馬克思和卡爾·曼海姆等）則奠定了現代社會學的基礎。他們與孔德一樣，力圖將不帶偏見的學術性理想，與解決時代主要社會問題的原則這一目的相結合。（注：參看單天倫主編：《當代美國社會科學》，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23頁。）不過孔德所提倡的社會學與今天的社會學不同，它是一門實證的、綜合的、統一的社會科學，是各學科的皇后（社會學在19世紀后半期發展起來之后，如何看待它的研究對象及其與其他社會科學學科的關系，一直是有爭論的問題；到了當代，主流觀點主張它落腳于市民社會或狹義社會問題，即與政治、經濟和文化問題相對的社會問題的研究） 政治學作為現代社會科學的一個正式學科，比經濟學和社會學要晚一些（據說遲緩出現的一個原因是法學院不愿放棄對國家及政治領域的壟斷）。它的興起也許可以將哥倫比亞大學設立政治學院（1880年）作為標志。在此之前，政治學的研究已具備了堅實的基礎。近代民族國家的生成是政治研究發展的一個強大的推動力。美國政治學家、行政學家D·沃爾多在《政治學的發展》一文中曾這樣來描述近代政治研究的進展：近代政治研究可以劃分為三個范疇，即建立國家體系；改變與改善國家體系；尋求毀滅或超越國家體系。第一個范疇以馬基雅弗利、布丹、霍布斯為代表；第二個范疇以洛克、邊沁、密爾為代表；第三個范疇以馬克思、巴枯寧及克魯泡特金為代表。此外，孟德斯鳩、托克維爾等人也有重要的影響。（注：參看Fred I。Greenstein，Nelson W。Polsby主編：《政治學：范圍與理論》，臺灣幼獅文化出版事業公司1984年版，第15－20頁。）這一時期政治研究的中心主題是國家、主權、權力、法律及歷史。在二戰后美國行為主義政治學興起以前，政治學的研究重心是政治哲學尤其是國家理論，它直接繼承了古希臘至近、現代歐洲的政治研究遺產。政治學作為獨立學科的出現，一方面促進了經濟學的成長，另? 環矯嬡醇鈾倭蘇尉醚У乃ヂ洹Ｒ蛭諶嗣強蠢矗遙ㄕ危┖褪諧。ň茫┦前湊詹煌穆嘸俗模匭攵粵秸嘸右苑直鸕難芯浚ā骯已А痹?9世紀中后期的德國是一個興旺發達的學科，它往往被人們當作現代政治學前身或近現代政治學的德國版本。實際上它并不是“純”政治學研究，而是包含了當代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法理學和經濟史等方面的研究，相當于當時英法流行的“政治經濟學”）。 人類學作為社會科學的一個獨立學科，其形成有獨特性。按照華勒斯坦在《開放社會科學》一書中的說法，現代世界體系的建立涉及歐洲人與世界其他民族的相遇以及對這些民族的征服。在歐洲人眼里，有兩類截然不同的民族和社會結構。落后民族生活在相對較小的群體中，沒有文字與大范圍的文教，技術、軍事、經濟落后，用來描述這些民族的一般術語是“部落”（tribcs）、“種群”等等。對這些民族的研究構成一個新學科領域，即人類學。它主要從探險、旅游和殖民地機構官員的活動開始，隨后在大學里作為一個學科而被制度化，不過它與其他社會科學的分支是隔絕的。盡管人類學家也研究人類的普遍自然史，但其更多地研究特定的民族，成為人種學家（西方各國人類學研究的重心與其所征服的國家或地區密切相關，英國人類學的重點是東非和南非；法國的重點是西非，美國的重點是美洲印第安人和關島）。在西方尤其英美的大學中，人類學早已成為社會科學的一個重要領域。與研究落后民族的人類學相對，在近現代西方，曾流行一門對其他高級文明國尤其是中國、印度和伊斯蘭世界的研究學科，即東方學。在近代，這些地區衰落，相繼成為西方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東方研究原本發端于教會，最初是作為福音傳道的輔助手段而獲得存在，后來逐步世俗化，并在大學中制度化而成為一個社會研究領域。 此外，還有幾個在現代沒有被當作社會科學主要學科的領域：（1）法學。法律現象顯然是社會政治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因而法學無疑應是社會科學的一個基本分支。然而在現代，法學沒有被人們當作社會科學學科看待，原因在于：一方面，在近現代社會科學形成與分化以前，大學早就設有法學院，且勢力強大，其任務是培養職業法官或律師；另一方面，法律條文太規范化了，缺乏經驗研究的根基，其規則也不是科學的規則，背景過于個別或特殊化，因而受到注重經驗研究、探求普遍規律的社會科學家們的懷疑。（2）地理學。19世紀末期， 地理學首先在德國的大學中得到重建，獲得新生。它實際上跨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兩大領域：人文地理屬于社會科學；自然地理屬于自然科學。（3 ）心理學。它本來是哲學尤其是認識論的組成部分，較早從哲學母體中分離出來，并在近現代以新學科的形式出現。它主要被人們當作自然科學及醫學的一個分支（實驗心理學尤其如此）；只有社會心理學才作為社會科學的一個分支在社會研究中幸存下來。 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已形成獨立研究框架或范式的社會科學各主要學科繼續發展。社會科學家們繼續對這些學科領域進行界定，為本學科“劃界”，確定本學科的研究對象及范圍，說明它與相鄰學科之間的關系（尤其是差別）。同時，社會科學學科的制度化建設進一步得到加強。所謂的學科制度化建設，是指一個學科或研究領域的學術團體、專業雜志、書籍出版、基金資助渠道、教育培訓、職業化以及圖書館新收藏目錄的確定等方面的建設，其中尤以大學的教學發展（專業、系、所、學院的設置）為要。19世紀后半期所開始的社會科學學科的制度化歷程大概是：首先是各主要的社會科學學科在大學里站穩腳跟——先設立講座或教席職位，進而成立系、所或學院，開設系列專業課程，授予專業學位，學生獲得職業資格；伴隨著教學制度化的是學科研究的制度化——成立地區性或全國性的學會，定期或不定期地召開專題研討會，出版發行專業期刊與書籍，獲得各種基金來源的資助，圖書館對本學科領域論著收藏的制度化等。 總之，從1850—1945年近一個世紀的發展中，社會科學的各個研究領域逐漸從道德哲學以及人文社會知識的總體中分離出來，有的學科成熟了，成為當代社會科學的主要學科（如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人類學）；有的邊緣化了（如史學、地理學和心理學）；有的則衰落了（如國家學、東方學等）。這近百年的社會科學建立學科的過程可以說是一個不斷減少學科數量、以便能劃分成若干學科門類以及彼此嚴格“劃界”的過程，最后只剩下今天我們所熟知、并在世界被廣泛承認的若干學科門類——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人類學（也許還有史學和法學以及社會心理學）等。于是，人類的科學知識形成了這樣一個三分格局；在一端是數學和各門實驗自然科學尤其是物理學、化學和生物學；另一端則是人文科學尤其是哲學、文學、藝術；介于這兩者之間的，是社會科學特別是經濟學、政治學和社會學。社會科學之所以獲得這種中介地位，是因為它們具有如下幾個基本的特征：第一，它們的目標是獲得制約人類行為或某一社會生活領域的一般法則或規律性；第二，力圖把握各種必須當作個案來加以研究的現象（而非個別事實）；第三，強調必須將人類社會的現實分割成若干不同的部分來分別加以研究；第四，主張采取科學方法及程序，為科學的客觀性和嚴格性而努力；第五，偏愛通過系統的研究方法獲得證據，以控制條件下的觀察，而不以普通的文獻資料為主。 　　　　　　二、當代社會科學發展的雜交化、整體化趨勢 如果說，二戰以前社會科學的形成與分化的一般趨勢是各個社會科學研究領域逐漸形成自身的學術框架，并嚴格與其他學科劃界且學科數量不斷減少的話，那么，二戰后則是相反的趨勢占上風，即跨學科、交叉研究以及學科的雜交化、整體化趨勢的出現和不斷加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