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方辯題為：大丈夫能屈能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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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請參考 2。０２５處事與立言 大丈夫處事，論是非，不論禍福；士君子立言，貴平正，尤貴精詳。 ［述論］ 大丈夫處事，首先想到的一定是“是”和“非”，最后堅持的也一定是“是”而非其“非”，只論“是”、“非”而行事。所謂“是”，乃符合人道天道，利于群體，公眾允許之事，否則即為“非”。處為“是”之事，乃正道，否則為逆道。 一個人一生要明辯是非、走正道，實不容易。因為，有些奸險小人在與你共事時，只圖一己的私利，不希望你依正道行事，而希望你按照他最有利可圖的方式做事。否則，他們便想方設(shè)法阻撓你，打擊你。如果你要是趨吉避兇，照著他的意圖行事，就很容易失了正道。因此，大丈夫行事，但問事情對錯，而不管會不會給自己帶來福禍。古往今來，許多仁人志士為真理而斗爭，有的取得了輝煌的勝利，有的卻因此而蒙冤，甚至獻出寶貴的生命。 哥白尼因堅持“日心說”，遭到了封建神權(quán)統(tǒng)治的迫害，張志新因堅持真理被割斷了喉嚨。許多無產(chǎn)階級戰(zhàn)士為人類的解放和自由寧死不屈，奮斗終生。他們寧愿把牢底坐穿，寧愿獻出生命和愛情。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 只要是對的，則義無反顧地去做，有勇氣承擔(dān)一切禍福，不因此而喪失人格。所以，大丈夫處事，論是非不論禍福。 著書立說，貴在言辭公允客觀，不可偏私武斷。這是其第一要義。因為，文章是給人看的。若是觀點有偏差，是非不辯，豈不是誤導(dǎo)了眾人?所以古人云：“文章乃經(jīng)國之大業(yè)”，“文須有益于天下”。“為文者，必當(dāng)尚質(zhì)抑淫、著誠去偽”。古之圣賢在論書、詩、賦、畫時，特別強調(diào)行文的格調(diào)是否高尚，觀點是否公允客觀。 曹丕認為，文章乃百年大業(yè)，一點也不差；而孔子“述而不作”，想必也是有道理的。如果一篇文章或一本書，語言美麗，包裝很美，而內(nèi)容偏私武斷、或者有誤人子弟之處，那真不如不寫。清朝文藝?yán)碚摷覄⑽踺d在《藝概》中講： 實事求是，因寄所記。一切文字不外此兩種，在賦則尤缺一不可。若美言不信，玩物喪志，其賦亦不可已乎!因此，著作文章一定要客觀公正，謹(jǐn)慎下筆。否則，率爾操觚，哪有什么可看性呢?正所謂“以科學(xué)的理論武裝人，以正確的言論引導(dǎo)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優(yōu)秀的作品鼓舞人”。在言辭公允、客觀、平正的基礎(chǔ)上，還須精要詳細，言無不盡。這樣，才是最可貴的。 所以，大丈夫須不論禍福而處事，士君子要平正精神為立言。 中國古代關(guān)于人格尊嚴(yán)的思想 日期:2004-8-15 作者:阿榮 閱讀:51 標(biāo)題 作者 內(nèi)容 孔子提出：“志不可奪”的觀念，他說：“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肯定了人人都有不可奪的意志。他又贊揚伯夷叔齊說：“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所謂“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即是保持人格的尊嚴(yán)，不屈服外在的勢力。 孔子又說：“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其所以辟世、辟地、辟色、辟言，即為了保持人格的尊嚴(yán)。孔子自己不贊同辟世，但實行“辟地、辟色、辟言”。孔子周游列國，就是為了辟地、辟色、辟言，努力保持人格的尊嚴(yán)。 孟子提出“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惡有甚于死者”。他說：“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為茍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生命是寶貴的，但是有比生命更寶貴的。死亡是可厭的，但是有比死亡更可厭的，這比生命更寶貴的即是人格的尊嚴(yán)；比死亡更可厭惡的即是人格的屈辱。孟子舉例說：“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惡有甚于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呼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禮記·檀弓》所載餓者不食嗟來之食的故事即是孟子所說“乞人不屑”的例證。為了保持人格的尊嚴(yán)，寧死不屈。這是儒家所努力宣揚的。 人們常常引用孟子關(guān)于大丈夫的名言：“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在這三句之前還有三句：“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這三句也有重要意義。“居天下之廣居”，意謂有行動的自由；“立天下之正位”，意謂在天地之間有一定的地位，亦即確立自己的正當(dāng)?shù)匚弧Ｃ献犹岢觥傲⑽弧庇^念，亦即認為每人應(yīng)確定自己在天下的位置，也即肯定自己的人格尊嚴(yán)。這“位”不是官位，而是人格的地位，孟子亦稱之為“天爵”，他說：“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天爵即是人的道德成就。 孟子又引述曾子之言說：“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xiāng)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孟子這一觀點，近代學(xué)者稱之為“以德抗位”，其實質(zhì)是肯定品德高尚者的人格尊嚴(yán)，認為有道德的人決不屈于權(quán)勢。 孟子又有“忘勢”之說，他說：“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王者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猶不得亟，而況得而臣之乎？”孟子雖然游說齊梁之君，但贊揚不見王侯的賢士。孟子的一系列言論比較充分地表達了中國古代關(guān)于人格尊嚴(yán)的思想。 《禮記·儒行篇》提出了“可殺不可辱”的觀點。《儒行》云：“儒有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其剛毅有如此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同弗與，異弗非也，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不臣不仕，其規(guī)為有如此者。”這強調(diào)了剛毅精神。“可殺不可辱”即保持人格尊嚴(yán)，寧死不屈。“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即《周易》所謂“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可殺不可辱”的思想在中國歷史上影響深遠。自古以來，歷代都有特立獨行之士，堅持自己的志操，抗節(jié)不屈。尤其在民族危難之時，如宋元之際、明清之際，更有許多志士堅持民族氣節(jié)，寧死不屈，這是中國歷史上的優(yōu)秀傳統(tǒng)的一個方面。 儒家一方面宣揚“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贊頌伯夷叔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但在另一方面，又肯定“君臣之義不可廢也”。這種情況可以說表現(xiàn)了雙重道德觀。孔子既贊美文王、周公，又同情“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齊，表現(xiàn)了雙重標(biāo)準(zhǔn)。這是當(dāng)時歷史條件決定的。到了今天，君權(quán)時代已經(jīng)過去了。我們一方面要強調(diào)個人的人格尊嚴(yán)，另一方面也要堅持個人對于社會的責(zé)任、個人對于民族的義務(wù)。這兩者是完全統(tǒng)一的。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