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心網友
解構主義和美國的緣份極深,它的另一個命名:"后結構主義"就是美國人所給予的。當它誕生在1968年的巴黎時,空氣里充滿了學生運動的熱浪。在某種程度來講,這次卻是北京,這個距巴黎萬里外的城市,無意中將火花落在巴黎,這法國大革命的發源地。但這在遙遠的海外濺下的一顆火花,卻有助在異國的文化氛圍中發展出一種特異的品種:解構主義。它甚至產生出與其激進主義母體背道而馳的理論:反對二元對抗,只承認多元,否認權威和中心,認為宇宙與萬物的生成是一種生生滅滅的運動,是無止休的結構---解構---重構;毀滅-再創造的萬物生成,它們的"現存在"(presence)不永久,一切"存在"(being)是由"無"(非"現在")(absence)創造的。萬物在宇宙中之運轉為"總書寫"(writingingeneral)。此運動之總體系為"迪菲昂斯"(differance),運動之執行者為蹤跡(trace),其本身無形,所過之處均遭"擦抹"(erase),因而起變異,但不消滅。解構說強調"無"、"無形"、"無在無不在"。萬物之"結構"無不在時空中自我解構。其解構并非聽命于任何外在之主觀意志,后者或可有促使其加快之作用。多元之結構解構相互影響,并非孤立之運動,因此產生不定論、無定解、時間不靜止,空間不定形,理不固定,文本無定解,"變"為一切,"權威"為妄,"中心"只是一種結構的功能。這種理論反對一切僵化的形而上學,包括一元論、二元對抗與統一(正反合)等旨在建立永恒不變的權威、中心,或最終的統一意志(神或理念)及其機構。從上所述可見解構說與一元說及二元對抗---統一---再對抗---再統一的之一元漸進說水火不容。其差別如下表:一元·二元對抗一元:絕對權威,一個中心二元:對抗后成為一元;正反合,圣戰后取得統一天下,仍然是絕對權威,一個中解構說·多元多元:無絕對權威,無永久中心,多元對話,不對抗,多元間相互影響,常變,差異常存心;而后再分,再斗,再合……循環不已絕對的真、善、美/絕對的偽、惡、丑,相信有"無雜質"(無歧異)的完整實體:神、圣、理念等有永恒之結構,有永恒的理念和概念文本有定解,有權威的闡釋,結構有不變的中心"自然"、"我"都是有恒穩定的實體,文學反映"自然"與"我",相信文學反映論,或模仿論維持統治者的秩序,權威中心的秩序認為二元對抗中心消滅另一方,成為一元天下。一元分成二元后必須消滅其中一元取得統一,恢復一元相信"存在"(beingpresence)的永恒靜止的"永恒"最權威無絕對之真、善、美與絕對之偽、惡、丑,差異普遍存在,沒有無差異之實體,沒有"純整"的實體無永恒之理念、概念,無永恒的結構文本無定解,無權威之闡釋,結構中的中心只是一種功能自然多元,"我"中總有"非我"(差異)或"他者",文學不可能模仿恒變之自然與歷史與變動中的"我",文學是創造性的順應無秩序之秩序,即宇宙否認二元對抗為運動之基本,承認二元互補,多元共存,相互只有"擦抹",沒有消滅重視"不在"(absence)無形之"蹤跡"和無形"書寫"(wriiting)"運動"與"變"是一切。德里達在"給一位日本朋友的信"中說道:"僅僅說解構不應被減化成某種可操作的程序和方式的一種工具還不夠,也不應聲稱一件解構的"事體"(event)是孤立的現象,酷似一句成語或一個署名。我們還應明確解構并非一種行為或一次操作"(重點符號筆者所加)這表白是極具現實意義的,因為有一些學者和讀者忽視了解構的深層意義,不能耐心弄懂它的基本理論(如"迪論"、"總書寫"、"總文本"、"蹤跡"、"擦抹"等理論),只是一味的胡亂解構客體,用以追求刺激和達到自己所追求的顛覆,他們的所作所為實與德里達所創立的解構論無關。而在1980-1990年的美國甚至中國,這種偽解構操作普遍存在于學界追求時尚刺激的某些趕浪潮者中間。"解構"一詞成為庸俗的口頭禪,出現在各種文本和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德里達的聲明對美國和中國的學界有重要的意義。對"解構"的另一種誤解就是將其看成純粹消極被動的理論。一,以為它只是用來消解己所不喜的對象。二,是以為解構只是人們手中的一個工具,本身不能自主,聽任人們搬用。德里達在同一信中也著重指出:"解構發生了,它是一個事件(event),并不聽命于人們主體的討論、思考、意識和組織……"而且解構者也自我解構,這樣就不至于淪為某種權威,終于回到形而上學的軌道。當德里達寫下這些時,他也深感"解構"之義不宜多言,言多則愈失真。解釋"解構"時的言、義之間失真的矛盾,正是德里達自身經常為之煩惱的事實。他明白當他講解"迪菲昂斯"之類解構理論時,他是在作著詞不達義的闡釋,因為解構之重"變"、"非中心"、"非權威"、"無形、無聲"等本質,使得它只可意會不可言傳,他的西方式的講解犯了大忌,也因此造成他文風的難懂。他為困難克服這種"言"與"真"之間的矛盾而深感苦惱。但我們作為中國讀者讀到這個問題時必然聯系到用漢語表述的老子與莊子的著作,其中雖也時常談及道之無形、無聲、常變,卻只需略加點出"道"之不可"道",就不必仔細論說了。可見西方拼音文字與漢語在靈活、開放性方面有顯著的差距,造成德里達的苦惱和老莊的自如。文化與語言的內在關聯由此可見一般。解構思維是想沖出西方形而上傳統進入一個更解放的境界,但卻必須使用沾滿形而上邏格斯中心的蹤跡的西方拼音語言,其難處可想而知。這也說明德里達著作中的艱難至少部分原因應當歸于表述的內容與語言本質上的矛盾。德里達對于美國的一些學者和讀者關于"解構"意義的誤解與濫用也在該函中有所評論。他聲明"解構"(deconstruction)一詞在很多文字中都難找到完全對應的字詞,并指出:"特別在美國的語境中,這個字已經被聯上非常不同的涵義及語法變化和感情的價值。"德里達聲明解構并非一種消極的行動,它并不是旨在消滅什么結構,而是要在理解其結構后,給以擦抹,并重建。"解構既非分析也非批判"。它的實質遠非"消除",而更是改造后的重建,只是它的字形中的"de"常被誤解為"消滅"等消極的涵義。上述德里達關于"解構""迪菲昂斯"的許多闡釋都是有的放矢,因為在美國的日常生活中已出現形形色色的對"解構"的庸俗濫用,如美依撤卡某書店因有小偷而在墻上貼有告示如下:"小偷將被解構。"再者美式解構文學批評帶有濃厚的新批評慣性。美國文學理論在二戰后長期為新批評派所盤據,精讀文本,不聯系歷史、社會現實已成積習。文學被視為獨立于社會歷史、生活之外的自足本體,因此當迪曼在耶魯大學發展出一支強勁的批評理論隊伍時,其成員幾乎都帶有新批評的烙印。于是他們將精讀文本拉向他們習慣的作法,只是這次學習著抓著字詞不放,窮追字詞在文本之外的文義,用以顛覆文本之整體感與固定的意義。德里達是從語言學切入哲學,從而得出解構的宇宙觀。追隨迪曼的美國解構批評家卻在文本的語言間兜圈子,樂而忘返,幾乎很少切入哲學;如果古典評論家忽視了語言與思維互為表里的關系,越過語言空談大義,美國的解構評論家則陷入膠著于語言,鮮談大義的另一極端。久而久之,自己也厭倦于純字詞的視角。1984年在俄克拉荷馬大學一次座談會上大衛·格拉斯(DavidGross)曾提出解構主義應當更直接與經濟社會、政治組織對話,B。約翰遜在座談會開始就提出解構與馬克思主義攜手共進入社會問題,要挑戰政治、歷史等方面,像它已經挑戰文本那樣。這種走出純文字解構,進入社會問題的愿望,說明耶魯解構家們感覺到走出形式主義之必要。實則德里達多次聲明歷史的重要。解構思維的誕生的催產劑正是20世紀中幾次歷史的大變動,而并非由于語言學和文學評論。雖然德里達是從文本解讀切入,以語言分析拉開序幕,然而心目中仍以解構形而上學作為最終的目的,為此他創立了"總文本""總書寫"等新說,使得那無形的宇宙之"文本",社會之"書寫"得以進入解構的領域。但自語言學借來的許多解構術語如何與歷史現實聯結,卻是一宗難事。因此那些深染新批評慣習與結構語言學癖好的耶魯解構家們多數在探險途中迷失在語言字詞之深淵中不能返回,保羅·迪曼可能是少數生還者之一。解構解讀的原意為打開文本使其四通八達,以攻破權威闡釋之禁錮,其結果卻是糾纏于繁瑣之語言分析,竭精枯髓全失文本之人文興味,并未以解構哲學觀照人類的的重大問題,反熱衷于文字游戲,將文本無定解推向文本無解,文學無意義,從而非但沒有豐富了鑒賞美學,豐富了文學的內涵,反而使文學失去生意,毫無倫理、藝術價值。德里達的解構理論主要宗旨是攻破西方形而上學對人們幾千年的心靈和思維的禁錮,所不同者是他的切入點是語言學,這自然是與本世紀語言學的發現有關,人們都為語言與人的思想意識的內在關聯的深入發現所吸引,這種"語言的轉向"為德里達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切入點。他的哲學宗旨集中在開放人對萬物、人間、人與自然等關系的認識,走出文藝復興與啟蒙運動后逐漸形成的人類中心論、理性至上論、人與自然萬物的對抗觀點,擺脫形而上的權威崇拜等等宏觀問題。甚至文學解構批評名將JH米勒說過如下的觀點:德里達曾說解構并非僅是一種文學批評模式,它具有機構、政治、技術等方面的意義。這是他關于解構與理性關系的看法。他認為美國大學是美國政治生活的機構,并認為美國大學是理性原則的制高點。米勒又說在德里達的著作中有一個真正的本體論之維。從他的發言中可以看出耶魯派的文學評論家們也意識到德里達的哲學的深度,只可惜他們身上的新批評慣性太深,以至行動起來養成一種新批評化的解構解讀風格。總的說來,以保羅·迪曼為首的耶魯派解構學是以語言學與文本的顛覆為主,而對解構哲學比較忽視。誠然,任何作品都不能是沒有歧異和延宕這兩個"迪"論的功能在其中運動,這使得任何作品都不能被一種權威解讀所壟斷。文本無定解是必然的,正因此讀者和文評家對文本的解讀可以有所抉擇而不是機械的。迪曼對于文本中"修辭"(rhetoric)與語法的矛盾作用有詳盡的論證,但對這種矛盾或悖謬如何可轉換成對文本闡釋的豐富,卻似乎沒有涉及,這樣無助于發展闡釋美學。這種疏離人文的傾向很影響耶魯派文學評論的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