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屋》雜志 2004年第10期有一篇評論文寫得不錯，很難得啊。平心靜氣，周到客觀，在評論余先生的文章中這樣的很少見呀。題目是《余秋雨：面對偏激的偏激》作者：李延華該文要是能讓余先生看到多好！兩年前我也寫過一篇，看到了《余秋雨：面對偏激的偏激》才自愧弗如。只是不知道李延華先生和許人也？

熱心網友

我也不知道.余秋雨先生的文筆實在不錯~

熱心網友

今年2月3日，從網上讀到轉自《新聞晚報》的一篇文章，題目是“跟文化圈脫離關系余秋雨專心為妻寫戲”。文中有這樣一段文字：“說到馬蘭，余秋雨贊不絕口：‘她是一個非常棒、非常優秀的女性，非常正直、非常善良！前不久一個慈善機構為救助內地貧困小孩舉行義賣，我捐出了我寫作用的一支鋼筆，后來我收到個信息，說您的這支筆讓多少個小孩子得到幫助。馬蘭看了就特別激動，說哎呀，我們還能多做些什么，她就是這么熱心腸的人。’” 　　余先生捐助“內地貧困小孩”無疑是一大善舉。但先生的“這支筆”是怎么“讓多少個小孩子得到幫助”的？文中卻語焉不詳。糟糕的是筆者又有一個愛鉆牛角尖的毛病，越是不明白的地方就越愛胡思亂想，就這樣想來想去，終歸不得要領，只好在這里把胡思亂想轉化成胡言亂語，如有明白人點撥一二，則不勝感激。　　從引文給出的情況看，余先生的善舉涉及三方面的當事人：捐出鋼筆的余先生、為救助內地貧困小孩舉行義賣的慈善機構、接受救助的內地貧困小孩。但是再往深里想想，這中間應該還有一個當事人。因為既然余先生是把筆捐贈給通過“義賣”來進行社會救助的慈善機構的，那么就基本排除了該機構通過轉贈實物或自家舉辦展覽收取費用等非“義賣”手段來救助孩子的可能性。如果在慈善機構和“內地貧困小孩”之間沒有中間環節，那么余先生的此番善舉就無法得以實現。順這條思路想下去，下面的事情就順理成章了：或者是看重收藏價值，或者同樣是出于救助孩子的崇高目的或別的什么原因，有一人個人出現了，他慷慨解囊，用一筆足以“讓多少個小孩子得到幫助”的巨款把余先生的這支鋼筆買了下來。而慈善機構在得到這筆款子之后，又將其贈給了那些“貧困小孩”，從而使他們得到了幫助。　　這當然是一個使當事各方各得其所、皆大喜歡的結局--孩子們得到了救助，余先生和慈善機構的愛心得到了實現，而那位鋼筆的新主人也成功地扮演了收藏家和慈善家的雙重角色。　　事情還有沒有另外的可能呢？比如買鋼筆的人得到鋼筆后又忍疼割愛，把它轉送給了接受救助的學生，學生甲傳給學生乙，學生乙傳給學生丙。。。。。。如果不是這樣，余先生的鋼筆就難以“讓多少個小孩子得到幫助”了。再比如買鋼筆的人還有可能把鋼筆贈送或轉賣給了某個教育機構，該機構又通過舉辦展覽、組織學生輪流使用等方式對學生進行教育，從而使余先生的良苦用心得以實現。但上面的這些推斷都建立在這樣一個大前提之上：這支來自余先生的鋼筆具有其它鋼筆所沒有的神奇作用，這種作用有有多大？作為當事人的余先生沒說，咱們也不好枉加猜測，總之是能讓“多少個小孩子得到幫助”就是了，如果同其它鋼筆一樣僅僅能用來寫字，縱然是金子做的也白搭！　　想到這里，竟開始覺得事情有點兒懸了。盡管咱知道先生用的是一支生花妙筆，呼風得風,喚雨得雨，但其神力終究還是源自先生本人,就象《西游記》中許多神仙手中的寶物一樣，到了別的主人手里就不怎么靈驗了。余先生本事多大咱不知道，但也具有七尺血肉之軀這點應該不會有什么疑問。一支普通的鋼筆經他一用，怎么立馬就沾了那么大的靈氣？　　退一步說，且不論一支鋼筆神奇與否，就這種捐贈本身而論，不也別扭得有違常理嗎？這種類似“向災區人民獻愛心”的捐贈活動筆者也遇到過，捐贈的大都是實物和現金。而實物一般是取其使用價值，如衣服可以遮體，被褥可以御寒等等。余先生如因鋼筆具有可以寫字的功能而將其捐給貧困地區的孩子，那么將令人啼笑皆非，因為內地小孩無論貧困到何種程度，用一支鋼筆進行的救助也無異于對他們的羞辱。如果因鋼筆是余先生用過的，其“附加值”因而遠遠地超過了它原本就有的價值，可以通過“義賣”得到比一支普通鋼筆高多少倍的錢，從而“讓多少個小孩子得到幫助”，那事情就另當別論了。但如此以來，就不能不使我產生類似的聯想：倘若魯迅先在世，能以文豪的身份把那支“金不換”或自己使用的其它筆捐出來嗎？和余先生同在上海的巴金老人會不會取出一方硯臺，對慈善機構的負責人這樣說：“這是我寫‘激流三部曲’時用過的硯臺，讓它為解決內地貧困小孩的受教育問題起點作用吧。。。。。。”？再假設如果有那么一個發了幾篇文章就自命不凡的人，在捐贈活動中也拿出換電腦寫作后就棄置不用的破鋼筆來搞捐贈湊熱鬧，他會不會被鄙夷的目光所包圍，會不會被人們認為是吝嗇鬼或者是得了神經病呢？竊以為，捐贈作為文物的名人用品，一般是其百年后由后人進行的。如果用品的主人在世，即使其名字在社會上如雷慣耳，即使成就已經得到定評和社會廣泛認可，也鮮有自行捐贈的。　　寫到這里，我突然發現懷疑情緒也與非典一樣，居然可以傳染和蔓延。就因為我對余先生的善舉產生了懷疑，竟然進而對余先生夫人的行為也覺得有些矯情了。根據本文開頭的引文，馬蘭女士看到丈夫的善舉產生實際效果后“就特別激動”：“哎呀，我們還能多做些什么？“答案不明明白白地擺在那里嗎？只送了一支筆，就已經讓“多少個小孩子得到幫助”了，順著這條道走下去不就得了？改革開放以來商品充足，小小的鋼筆斷不會缺貨，塊把錢或者幾塊錢一支的鋼筆就是買它千兒八百支的又能值幾個小錢？再說也可以把思想再解放一點，鋼筆的神奇之處不在于鋼筆本身而在于先生“寫作用”過，那些坐椅啊桌子啊臺燈啊之類的，不也是先生寫作時用過的嗎？再說了，何必局限于“寫作”用過的呢，先生日常生活中用過后行將淘汰的其它物件，不也可以信手拈來嗎？您看只要把思路稍微打開這么一點兒，就既讓貧困地區的孩子們得到源源不斷的幫助，又能滿足您們高貴的同情心，至于由此帶來的轟動效應，那更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了！這樣一舉數得的美事到哪里找去？　　就在筆者在電腦上修改這個小文的時候，恰逢一位朋友造訪。他一目三行地看，看過就半開玩笑地損我：你這不是自打嘴巴？你不是在人民網上發過一個“‘批余浪潮’與‘大師情結’”的稿子，呼吁評論界不要按照大師的標準苛求余秋雨嗎？我笑笑說，當然，沒錯。我是想到哪寫到哪，與“大師情結”還是“法師情結”還是“巫師情結”都沒有什么關系。　　：余秋雨：我早跟文化圈脫離關系了來源：人民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