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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 子 孔子（前551-前479），中國春秋末期偉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學派的創始人。名丘，字仲尼，魯國人。孔子生年一般按《史記·孔子世家》所記為魯襄公二十二年，而生月生日《史記》未記，按《谷梁傳》所記“十月庚子孔子 生”。換算為當今之公歷應為公元前551年9月8日生。 孔子生在魯國。魯國為周公旦之子伯禽封地，對周代文物典籍保存完好，素有“禮樂之邦”之稱。魯襄公二十九年（前544年）吳公子季札觀樂于魯，嘆為觀止。魯昭公二年（前540年）晉大夫韓宣子訪魯，觀書后贊嘆“周禮盡在魯矣！”魯國文化傳統與當時學術下移的形勢對孔子思想的形成有很大影響。 孔子早年喪父，家境衰落。他曾說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年輕時曾做過“委吏”（管理倉廩）與“乘田”（管放牧牛羊）。雖然生活貧苦，孔子十五歲即“志于學”。他善于取法他人，曾說：“三人行，必有吾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論語·述而》）他學無常師，好學不厭，鄉人也贊他“博學”。 孔子“三十而立”，并開始授徒講學。凡帶上一點“束修”的，都收為學生。如顏路、曾點、子路、伯牛、冉有、子貢、顏淵等，是較早的一批弟子。連魯大夫孟僖子其子孟懿子和南宮敬叔來學禮，可見孔子辦學已聲名遐邇。私學的創設，打破了“學在官府”的傳統，進一步促進了學術文化的下移。 魯國自宣公以后，政權操在以季氏為首的三桓手中。昭公初年，三家又瓜分了魯君的兵賦軍權。孔了曾對季氏“八佾舞于庭”的僭越行為表示憤慨。昭公二十五年（前517年）魯國內亂，孔子離魯至齊。齊景公向孔子問政，孔子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又說：“政在節財。”齊政權操在大夫陳氏，景公雖悅孔子言而不能用。 孔子在齊不得志，遂又返魯，“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眾”，從遠方來受學的，幾乎遍及各諸候國。其時魯政權操在季氏，而季氏又受制于其家臣陽貨。孔子不滿這種政不在君而在大夫，“陪臣執國命”的狀況，不愿出仕。他說：“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 魯定公九年（前501年）陽貨被逐，孔子才見用于魯，被任為中都宰，是年孔子五十一歲。“行之一年，四方則之”。遂由中都宰遷司空，再升為大司寇。魯定公十年（前500年）齊魯夾谷之會，魯由孔子相禮。孔子認為“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早有防范，使齊君想用武力劫持魯君之預謀未能得逞，并運用外交手段收回被齊侵占的鄆、灌、龜陰之田。定公十二年（前498年）孔子為加強公室，抑制三桓，援引古制“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提出“墮三都”的計劃，并通過任季氏宰的子路去實施。由于孔子利用了三桓與其家臣的矛盾，季孫氏、叔孫氏同意各自毀掉了費邑與后邑。但孟孫氏被家臣公斂處父所煽動而反對墮成邑。定公圍之不克。孔子計劃受挫。 孔子仕魯，齊人聞而懼，恐魯強而并己，乃饋女樂于魯定公與季桓子。季桓子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孔子政治抑負難以施展，遂帶領顏回、子路、子貢、冉求等十余弟子離開“父母之邦”，開始了長達十四年之久的周游列國的顛沛流離生涯。是年孔子已五十五歲。先至衛國，始受衛靈公禮遇，后又受監視，恐獲罪，將適于陳。過匡地，被圍困五天。解圍后原欲過蒲至晉，因晉內亂而未往，只得又返衛。曾見南子，此事引起多方的猜疑。衛靈公怠于政，不用孔子。孔子說：“茍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后衛國內亂，孔子離衛經曹至宋。宋司馬桓魁欲殺孔子，孔子微服過宋經鄭至陳，是年孔子六十歲。其后孔子往返陳蔡多次，曾“厄于陳蔡之間”。據《史記》記載：因楚昭王來聘孔子，陳、蔡大夫圍孔子，致使絕糧七日。解圍后孔子至楚，不久楚昭王死。衛出公欲用孔子。孔子答子路問曰，為政必以“正名”為先。返衛后，孔子雖受“養賢”之禮遇，但仍不見用。魯哀公十一年（前484年）冉有歸魯，率軍在郎戰勝齊軍。季康子派人以幣迎孔子。孔子遂歸魯，時孔子年六十八。 孔子歸魯后，魯人尊以“國老”，初魯哀公與季康子常以政事相詢，但終不被重用。孔子晚年致力于整理文獻和繼續從事教育。魯哀公十六年（前479年）孔子卒，葬于魯城北泗水之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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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很重視道德修養，他要求人們“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認為必要時可以犧牲一切，直至自己的生命，說：“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他強調發揮個人在道德修養中的自覺能動作用，說：“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他提出“自訟”等修養方法,主張在博學多聞的基礎上進行反省,學與思結合,言與行一致。他總結自己的修養過程說:“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為政》)。這一論述包含了道德修養是一個從不自覺到自覺，從必然到自由循序發展過程的思想。他的理想人格是“圣人”和“仁人”。 孔子的倫理思想對中華民族思想文化的形成和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陳瑛） 美學思想——孔子是中國古代美學的奠基者。他的美學思想不論是積極方面或消極方面，都在中國歷史上產生過深遠的影響。 孔子的美學思想也建立在“仁學”的基礎上。他認為要使社會得到合理的、和諧的發展，最重要的是實行“仁”的原則。而“仁”是以親子之愛為基礎的，它是每一個人內在具有的心理要求，也是與動物的根本區別所在。他認為要使“仁”的原則得到實現，最重要的是喚起人們自覺行“仁”的要求，而文藝就是喚起這種要求、促使人們自覺行“仁”的一個十分重要的手段。他提出“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的思想。并把詩的社會功能明確概括為“興”、“觀”、“群”、“怨”四個方面。在中國美學史上，他第一次指出了文藝的重大社會作用，開始把文藝同原始的巫術、祭祀、典禮區分開來。他認為文藝的特殊作用在于感發、陶冶人們的倫理道德感情，使遵守社會倫理道德原則成為個體的自覺要求，不但要“知之”、“好之”，而且要“樂之”，即以實行“仁”為最大的愉快和滿足。這樣，孔子便把道德上的善融合到了審美的境界。在孔子的思想中，最高的道德境界是同審美境界合一的，道德境界只有與審美境界融為一體才算得到了最后的完成。這是孔子美學中一個極為深刻的思想。 孔子對訴之于人們感官的聲色之美并不采取禁欲主義的態度，但他認為感性形式的美只有同倫理道德的善完滿地統一起來，做到既“盡美”又“盡善”，才算達到了最高的理想：他認為，同美相對來說，善是更根本、更重要的,但他不否認美所特有的價值,并明確地反對只要“質”不要“文”、只要善不要美的觀點，避免和克服了使美善互相分裂和對立的片面性。但由于歷史的和階級的局限，孔子要求美和文藝必須絕對服從于“禮”，而且把審美與文藝的作用最后歸結為“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這種以狹隘功利為目的的思想，是孔子美學思想的弱點。但在孔子那里，這個弱點還不占主導地位，到了后世漢儒，特別是宋儒的思想中，這個弱點被突出地發展起來，對中國美學和文藝的發展產生了極為不良的影響。（劉綱紀） 邏輯思想——孔子是中國古代邏輯思想的啟蒙者，它所提出的正名主張雖然主要是為了實現政治、倫理方面的名分等級制度，但是其中也包含了對邏輯正名的初步意識。 孔子在一定程度上認識到名和言的關系，認為言有賴于名，名不正，言就不能順，正名是言論合理的前提和條件。他提出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正名原則，包含了名實必須一致，名必須具有確定性的邏輯思想。 孔子還從正名的需要出發，強調推理在認識中的作用，提出“告諸往而知來者”、“溫故而知新”，認為由過去的已知可以推論今后的未知。他根據同類可以相推的原則，提出了“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和“聞一以知十”等著名的類推教學方法，認為事物都可以歸屬于一定的類，從某類中的一個事物所具有的某一性質，可以推知該類中的其他事物也有此性質。（周云之） 教育思想——孔子是中國歷史上首創私人辦學的教育家，傳說他有弟子三千，賢人七十。在長期的教育活動中，他積累了豐富的教育經驗，他的教育思想是其教育經驗的總結。 孔子主張“有教無類”,他說：“自行束□以上,吾未嘗無誨焉。”不管一個人的出身如何，只要交上束□，都可以做他的學生。他的這一主張，使很多過去根本無權受教育的平民子弟獲得受教育的機會，他的弟子中有不少人出身于“賤人”、“鄙家”。 孔子的教育目的是培養為統治階級服務的知識分子，他說:“學也,祿在其中矣。”認為學生學習是為了“干祿”。他把“文行忠信”作為教育的主要內容， 把生產知識和勞動技能排斥在教學之外。樊遲請“學稼”、“學圃”遭到他的痛斥，他說：“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孔子“有教無類”的教育實踐和“學也，祿在其中”的主張，為一些出身微賤而有才干的人提供從政機會，在一定限度內實施了他的舉賢才的主張，在當時具有一定的進步意義，但其鄙視生產知識和輕視體力勞動的態度對后世幾千年的中國歷史產生了不良影響。 孔子在長期的教育實踐中，逐步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他主張治學先要立人，說：“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余力，則以學文”；他重視溫習的作用,主張“學而時習之”,“溫故而知新”；提倡“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的老實態度。在教學中注重啟發、誘導、有的放矢，主張“不憤不啟，不悱不發”；注意因材施教，根據不同對象確定不同的教育內容，說：“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在言教的同時也注重身教,要求自己“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一生勤奮刻苦，常常忘食、忘憂。 歷史地位——孔子是春秋時代淵博的學問家，他創立了比較完整的思想體系。他的思想體系雖然保留著傳統的天命觀念，但總起來說有利于社會的進步。因此在戰國時代得到了進一步發展，成為先秦顯學之一。在秦統一中國之前，孔子及儒家思想并未受到統治者的特別重視，僅僅是先秦百家爭鳴中的一個學派。漢代之后，孔子及儒家思想在歷史中的地位發生了變化。因為中央集權制的封建統一國家業已建立，封建統治者需要一種既能適合封建社會又具有一定保守傾向的思想，于是孔子的思想受到重視。漢武帝時，采納董仲舒的對策，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孔子在中國歷史上的至尊地位被正式確立起來。由于統治階級的提倡，在漫長的封建社會中，雖有一些學者對孔子持批評態度，但其地位并未因此而動搖。 孔子的思想對中國哲學發展有極大的影響，對中國封建時代的文學、藝術、教育、史學、政治理論也產生過巨大影響，在一定意義上說，孔子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杰出代表。在全世界，特別是在東南亞各國也有很大影響。但是在漫長的封建社會中，統治階級出于自身需要，片面地發展了孔子思想中保守的一面，使其變成了束縛人民思想的繩索。“五四”運動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號，陳獨秀、李大釗、魯迅等人在批判封建專制制度的同時，對孔子思想的保守性也進行過尖銳的抨擊。 “五四”運動以后，中國的一些學者，包括馬克思主義的史學工作者在內，對孔子思想作了系統的研究和評價，取得了很大成就。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來，關于孔子的爭論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孔子思想的階級屬性問題。這個問題與中國歷史分期問題糾纏在一起,更顯復雜,僅主張周秦之際封建論的對于孔子思想階級屬性的看法就有四說：①代表貴族奴隸主階級利益;②代表封建地主階級利益;③代表從奴隸主貴族轉化過來的地主階級的利益；④代表平民的利益。二是孔子的哲學屬性問題，也有四說：①孔子是無神論者，其天道觀是唯物主義的；②孔子思想兼有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兩種成分；③孔子動搖于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之間；④孔子繼承了殷周以來傳統的天命觀念，是唯心主義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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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簡介孔子（前551-前479），中國春秋末期偉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學派的創始人。名丘，字仲尼，魯國人。孔子生年一般按《史記·孔子世家》所記為魯襄公二十二年，而生月生日《史記》未記，按《谷梁傳》所記“十月庚子孔子 生”。換算為當今之公歷應為公元前551年9月8日生。 孔子生在魯國。魯國為周公旦之子伯禽封地，對周代文物典籍保存完好，素有“禮樂之邦”之稱。魯襄公二十九年（前544年）吳公子季札觀樂于魯，嘆為觀止。魯昭公二年（前540年）晉大夫韓宣子訪魯，觀書后贊嘆“周禮盡在魯矣！”魯國文化傳統與當時學術下移的形勢對孔子思想的形成有很大影響。 孔子早年喪父，家境衰落。他曾說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年輕時曾做過“委吏”（管理倉廩）與“乘田”（管放牧牛羊）。雖然生活貧苦，孔子十五歲即“志于學”。他善于取法他人，曾說：“三人行，必有吾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論語·述而》）他學無常師，好學不厭，鄉人也贊他“博學”。 孔子“三十而立”，并開始授徒講學。凡帶上一點“束修”的，都收為學生。如顏路、曾點、子路、伯牛、冉有、子貢、顏淵等，是較早的一批弟子。連魯大夫孟僖子其子孟懿子和南宮敬叔來學禮，可見孔子辦學已聲名遐邇。私學的創設，打破了“學在官府”的傳統，進一步促進了學術文化的下移。 魯國自宣公以后，政權操在以季氏為首的三桓手中。昭公初年，三家又瓜分了魯君的兵賦軍權。孔了曾對季氏“八佾舞于庭”的僭越行為表示憤慨。昭公二十五年（前517年）魯國內亂，孔子離魯至齊。齊景公向孔子問政，孔子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又說：“政在節財。”齊政權操在大夫陳氏，景公雖悅孔子言而不能用。 孔子在齊不得志，遂又返魯，“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眾”，從遠方來受學的，幾乎遍及各諸候國。其時魯政權操在季氏，而季氏又受制于其家臣陽貨。孔子不滿這種政不在君而在大夫，“陪臣執國命”的狀況，不愿出仕。他說：“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 魯定公九年（前501年）陽貨被逐，孔子才見用于魯，被任為中都宰，是年孔子五十一歲。“行之一年，四方則之”。遂由中都宰遷司空，再升為大司寇。魯定公十年（前500年）齊魯夾谷之會，魯由孔子相禮。孔子認為“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早有防范，使齊君想用武力劫持魯君之預謀未能得逞，并運用外交手段收回被齊侵占的鄆、灌、龜陰之田。定公十二年（前498年）孔子為加強公室，抑制三桓，援引古制“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提出“墮三都”的計劃，并通過任季氏宰的子路去實施。由于孔子利用了三桓與其家臣的矛盾，季孫氏、叔孫氏同意各自毀掉了費邑與后邑。但孟孫氏被家臣公斂處父所煽動而反對墮成邑。定公圍之不克。孔子計劃受挫。 孔子仕魯，齊人聞而懼，恐魯強而并己，乃饋女樂于魯定公與季桓子。季桓子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孔子政治抑負難以施展，遂帶領顏回、子路、子貢、冉求等十余弟子離開“父母之邦”，開始了長達十四年之久的周游列國的顛沛流離生涯。是年孔子已五十五歲。先至衛國，始受衛靈公禮遇，后又受監視，恐獲罪，將適于陳。過匡地，被圍困五天。解圍后原欲過蒲至晉，因晉內亂而未往，只得又返衛。曾見南子，此事引起多方的猜疑。衛靈公怠于政，不用孔子。孔子說：“茍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后衛國內亂，孔子離衛經曹至宋。宋司馬桓魁欲殺孔子，孔子微服過宋經鄭至陳，是年孔子六十歲。其后孔子往返陳蔡多次，曾“厄于陳蔡之間”。據《史記》記載：因楚昭王來聘孔子，陳、蔡大夫圍孔子，致使絕糧七日。解圍后孔子至楚，不久楚昭王死。衛出公欲用孔子。孔子答子路問曰，為政必以“正名”為先。返衛后，孔子雖受“養賢”之禮遇，但仍不見用。魯哀公十一年（前484年）冉有歸魯，率軍在郎戰勝齊軍。季康子派人以幣迎孔子。孔子遂歸魯，時孔子年六十八。 孔子歸魯后，魯人尊以“國老”，初魯哀公與季康子常以政事相詢，但終不被重用。孔子晚年致力于整理文獻和繼續從事教育。魯哀公十六年（前479年）孔子卒，葬于魯城北泗水之上。孔子哲言：做人格言 1、不學禮，無以立。 2、己所不欲，匆施于人。 3、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 4、躬自厚而薄責于人，則遠怨矣。 5、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6、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擇其不善者而改之。 7、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下信乎？傳不習乎？ 8、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 9、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 10、行己有恥，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 11、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12、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13、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14、過，則匆憚改。 15、不遷怒，不二過。 16、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17、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18、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19、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己，不亦遠乎？ 20、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亡。 21、與朋友交，言而有信。 22、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23、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24、君子欲訥于言而敏于行。 25、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26、巧言亂德。 27、巧言令色，鮮矣仁。 28、剛、毅、木、訥近仁。 29、有德者必育言，有言者不必育德。 30、聽其言而觀其行。 31、君于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32、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不逮也。 33、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無所茍而已矣。 34、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35、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36、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37、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 38、事君，敬其事而后其食。 39、禮之用，和為貴。 40、放于利而行，多怨。孔子思想及著作 孔子的思想學說主要匯集在《論語》中。《左傳》與《史記·孔子世家》有關孔子言行的記載，也較可靠，都是研究孔子思想的主要依據與資料。哲學思想——春秋時代，是中國由奴隸制社會向封建制社會轉變的時期。生活在這個時代的孔子，既有留戀舊秩序的一面，也有向往新事物的一面。他的思想充滿著新舊兩個方面的矛盾，是春秋時代的一面鏡子，反映著這個大變動時代的精神面貌。 天命鬼神觀——孔子繼承傳統的原始宗教的天命觀，有時把天視為人世間的主宰者和人格神。《論語》中有不少有關的記載。《子罕》記載說：“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后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據《述而》記載,宋司馬桓□欲害孔子時,孔子說：“天生德于予，桓□其如予何？”孔子不僅認為他的生死由天決定，而且還認為,他的“德”,他擔負的復興文化的使命,也是天賦予的。《雍也》記載說：“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孔子承認天是主宰，認為有天命存在，認為天命決定著人的生死，也決定著社會的興衰治亂。當冉伯牛生病快要死的時候,他無可奈何地說：“亡也,命矣夫。”當公伯寮干擾他的政治活動時,他說:“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憲問》)。孔子還說：“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季氏》）。又說:“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堯曰》）。孔子在相信天命的同時，對周時盛行的通過卜筮探求上天意向的作法持否定態度，并且認為天命就蘊含在自然事物的運行之中，人們應該順應天命而積極努力，不應該消極服從天命安排，放棄自己的努力，因而他特別強調“為仁由己”。這些思想與傳統的天命觀是矛盾的。它構成了西周天命觀向戰國唯物主義自然觀轉變的過渡環節。 孔子沒有明確否定鬼神，但對鬼神采取敬而遠之的態度,他說：“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據《述而》記載，孔子“不語怪、力、亂、神”，并且說：“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對于人死后是否為鬼，他采取回避態度。 孔子很看重祭祀，但不主張亂行祭祀，他說“祭如在，祭神如神在。”魯哀公六年，楚昭王有疾，卜者說是河伯作祟,大夫請行郊祭，昭王說：“不谷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便不祭。孔子認為“楚昭王知矣”。孔子“敬鬼神而遠之”的態度對后世無神論思想的發展有積極影響。 知識論——孔子就知識的來源和對待知識的態度，將人分為四等：“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矣；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他雖設想有“生而知之”的圣人,卻又說：“圣人,吾不得而思之矣。”他雖然宣稱“天生德于予”,然而卻又說:“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在他那里“生而知之者”是虛設的，“困而不學者”不屑于一顧，關于獲取知識的問題主要是針對“學而知之”和“困而學之”的中等人說的。孔子十分強調后天的學習，他說：“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陽貨》）。他認為不學習，仁、智、信、直、勇、剛等品質將流于“六蔽”。因此他一生學而不倦，曾說：“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還說：“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孔子強調“多聞”、“多見”，他說：“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又說：“多聞闕疑，慎言其余，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余，則寡悔。”他認為一個人只要能“多聞”、“多見”，同時對見聞加以去偽存真，就可以在言行上少犯錯誤。這里接觸到了認識的客觀來源問題。 孔子還討論了學和思的關系。他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認為學必繼之以思，思必依據于學。他反對只思不學，說：“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他反對學而不思，提倡“九思”。他認為,學到的知識必須經過思考，融會貫通,形成一個貫穿所有知識的總原則。然后從這個總原則出發，經過推演，可以得到新的知識。在他的弟子中，顏淵勤于學習，善于思考，能舉一反三，聞一知十，觸類旁通，因此得到了他的贊許。 孔子主張學以致用，認為君子學習的目的應是為了從政和道德踐履。他說：“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他認為即使把詩三百篇全都背下來，在政治上無所成就，在外交活動中用不上,也是白學。他還說：“聞義不能徙”,“是吾憂也”。主張“徙”義，把了解到的道理用于道德實踐，反對那種知而不行或“言而過其行”的人。 仁與禮的學說 禮原是中國奴隸社會的典章制度。夏、商、周三代奴隸主階級以禮規范其成員的行為和思想。周禮因革于夏禮和殷禮，最為完備。孔子把禮視為維護舊等級制度的重要手段，認為它是區別華、夷的標志。對于周禮的完美，他更是贊嘆不止，說：“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但孔子重視周禮著眼于大節，細小之處自也有所損益。如《子罕》記載孔子所說：“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眾。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眾，吾從下。”孔子認為維護周禮，須從“正名”入手，他說“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錯手足”。 孔子的“正名”，是一個關于“名”與“實”的哲學問題，其社會作用在于用周禮的形式去匡正已經產生變化的社會現實。春秋時，出現了臣殺君、子殺父、少陵長、庶廢嫡等違背倫理的行為，出現了“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政在大夫”、“陪臣執國命”的僭越行為。這種現象，反映著奴隸主階級內部的權力之爭和新興地主階級為了爭奪政權對周禮束縛的反抗。前者表現著奴隸主階級內部的腐敗，后者則代表一種歷史前進的趨勢。孔子對于破壞周禮的行為一概加以譴責，他說：“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季氏》）。魯國季氏竊用天子之禮，“八佾舞于庭”，孔子對此極為憤慨，說：“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仁” 這個概念在春秋時期已廣泛使用， 如《左傳》僖公三十三年記載，晉國大夫說：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但這里的仁還沒有作為哲學概念。孔子則賦予“仁”以新的涵義，使其成為中國哲學史上最重要的概念之一。據《論語》記載:“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又對子貢說：“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孔子認為，仁就是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所以曾子說：“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孔子的仁，包含著愛惜勞動者的觀點。如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又說：“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再如子張問仁于孔子，孔子說：“能行五者于天下，為仁矣。”并對“五者”作了解釋說：“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他把對眾人寬，對被使人惠也包括于“仁”中。 孔子認為對被統治的勞動者實行寬惠，也就是實行德政。所謂德政，包括兩個相互聯系的方面，即在經濟上實行惠民政策，政治上對民寬刑罰而重教化。經濟上惠民,即使民“足食”,“所重：民、食、喪、祭”。孔子主張“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反對統治者無節制地剝削人民，認為過分的剝削會造成“不均”；不均是“有國有家者”的大患。政治上寬民，即反對實行“不教而殺”的純任刑罰的苛政，主張對人民要“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反對“道之以政，齊之以刑”，認為前種方法既可培養人民的道德觀念，又可讓人民自覺地遵守社會規范；后種方法只能促使人民為避免刑罰而不去犯罪。 為了實行德政，孔子提出 “舉賢才” 的政治主張。據《論語》記載：“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又說：“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他把民意也列入了考慮之列。 孔子關于“仁”的思想以及由此引申出來的德政和舉賢才主張，就其根本來說，起著維護等級制度的社會作用，但它突破了奴隸制度的“禮不下庶人”和用人上的“親親”原則，也有推動社會前進的一個方面，特別是仁的思想包含著對勞動者的愛惜，表現出把勞動者當人看待的觀點，這是順應了奴隸解放的時代潮流，在當時具有重要的進步意義。 中庸之道——孔子對現實采取“知其不可而為之”的態度，具有“凡民有喪，匐匍以救之”的精神。中庸是他立身行事的最高標準。他說：“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中庸又謂之“中行”、“中道”。這種立身行事的原則要求人在處理事務時，既不能過，也不能不及。《論語》有這樣記載:“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在他看來,“過”和“不及”都不好，都偏離中道。 孔子力求使人的行為符合中庸之道。為此他主張對性格過于進取的人加以遏制，對性格謙退的人加以促進。據《論語》記載,孔子弟子子路、冉有都曾問孔子:聽到應當作的善行可以立即行動嗎？孔子回答子路說：“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而答覆冉有則說：“聞斯行之”。弟子公西華對孔子的不同回答感到困惑，孔子解釋,說:“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孔子承認一般人很難作到中庸，因此他同意在中道“不可必得”的情況下，則“思其次”，他稱此為“狂狷”，說：“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他對勇于進取的“狂”和退而潔身的“狷”都給予一定的肯定，而最厭惡的是“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眾皆悅之，自以為是”，稱這種行為為“鄉原”，認為“鄉原，德之賊也”。（馬振鐸 李曦） 倫理思想——孔子提出了以仁為核心的道德規范體系。仁的含義是“愛人”，是維系人與人之間的倫理關系。 在道德根源問題上，孔子的態度是矛盾的。他一方面信仰天命論,認為人的智愚善惡是先天規定的,說“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另一方面又肯定道德受后天條件和個人努力的影響，強調 “為仁由己”、“求仁得仁”，說“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孔子很重視道德修養，他要求人們“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認為必要時可以犧牲一切，直至自己的生命，說：“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他強調發揮個人在道德修養中的自覺能動作用，說：“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他提出“自訟”等修養方法,主張在博學多聞的基礎上進行反省,學與思結合,言與行一致。他總結自己的修養過程說:“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為政》)。這一論述包含了道德修養是一個從不自覺到自覺，從必然到自由循序發展過程的思想。他的理想人格是“圣人”和“仁人”。 孔子的倫理思想對中華民族思想文化的形成和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陳瑛） 美學思想——孔子是中國古代美學的奠基者。他的美學思想不論是積極方面或消極方面，都在中國歷史上產生過深遠的影響。 孔子的美學思想也建立在“仁學”的基礎上。他認為要使社會得到合理的、和諧的發展，最重要的是實行“仁”的原則。而“仁”是以親子之愛為基礎的，它是每一個人內在具有的心理要求，也是與動物的根本區別所在。他認為要使“仁”的原則得到實現，最重要的是喚起人們自覺行“仁”的要求，而文藝就是喚起這種要求、促使人們自覺行“仁”的一個十分重要的手段。他提出“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的思想。并把詩的社會功能明確概括為“興”、“觀”、“群”、“怨”四個方面。在中國美學史上，他第一次指出了文藝的重大社會作用，開始把文藝同原始的巫術、祭祀、典禮區分開來。他認為文藝的特殊作用在于感發、陶冶人們的倫理道德感情，使遵守社會倫理道德原則成為個體的自覺要求，不但要“知之”、“好之”，而且要“樂之”，即以實行“仁”為最大的愉快和滿足。這樣，孔子便把道德上的善融合到了審美的境界。在孔子的思想中，最高的道德境界是同審美境界合一的，道德境界只有與審美境界融為一體才算得到了最后的完成。這是孔子美學中一個極為深刻的思想。 孔子對訴之于人們感官的聲色之美并不采取禁欲主義的態度，但他認為感性形式的美只有同倫理道德的善完滿地統一起來，做到既“盡美”又“盡善”，才算達到了最高的理想：他認為，同美相對來說，善是更根本、更重要的,但他不否認美所特有的價值,并明確地反對只要“質”不要“文”、只要善不要美的觀點，避免和克服了使美善互相分裂和對立的片面性。但由于歷史的和階級的局限，孔子要求美和文藝必須絕對服從于“禮”，而且把審美與文藝的作用最后歸結為“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這種以狹隘功利為目的的思想，是孔子美學思想的弱點。但在孔子那里，這個弱點還不占主導地位，到了后世漢儒，特別是宋儒的思想中，這個弱點被突出地發展起來，對中國美學和文藝的發展產生了極為不良的影響。（劉綱紀） 邏輯思想——孔子是中國古代邏輯思想的啟蒙者，它所提出的正名主張雖然主要是為了實現政治、倫理方面的名分等級制度，但是其中也包含了對邏輯正名的初步意識。 孔子在一定程度上認識到名和言的關系，認為言有賴于名，名不正，言就不能順，正名是言論合理的前提和條件。他提出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正名原則，包含了名實必須一致，名必須具有確定性的邏輯思想。 孔子還從正名的需要出發，強調推理在認識中的作用，提出“告諸往而知來者”、“溫故而知新”，認為由過去的已知可以推論今后的未知。他根據同類可以相推的原則，提出了“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和“聞一以知十”等著名的類推教學方法，認為事物都可以歸屬于一定的類，從某類中的一個事物所具有的某一性質，可以推知該類中的其他事物也有此性質。（周云之） 教育思想——孔子是中國歷史上首創私人辦學的教育家，傳說他有弟子三千，賢人七十。在長期的教育活動中，他積累了豐富的教育經驗，他的教育思想是其教育經驗的總結。 孔子主張“有教無類”,他說：“自行束□以上,吾未嘗無誨焉。”不管一個人的出身如何，只要交上束□，都可以做他的學生。他的這一主張，使很多過去根本無權受教育的平民子弟獲得受教育的機會，他的弟子中有不少人出身于“賤人”、“鄙家”。 孔子的教育目的是培養為統治階級服務的知識分子，他說:“學也,祿在其中矣。”認為學生學習是為了“干祿”。他把“文行忠信”作為教育的主要內容， 把生產知識和勞動技能排斥在教學之外。樊遲請“學稼”、“學圃”遭到他的痛斥，他說：“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孔子“有教無類”的教育實踐和“學也，祿在其中”的主張，為一些出身微賤而有才干的人提供從政機會，在一定限度內實施了他的舉賢才的主張，在當時具有一定的進步意義，但其鄙視生產知識和輕視體力勞動的態度對后世幾千年的中國歷史產生了不良影響。 孔子在長期的教育實踐中，逐步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他主張治學先要立人，說：“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余力，則以學文”；他重視溫習的作用,主張“學而時習之”,“溫故而知新”；提倡“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的老實態度。在教學中注重啟發、誘導、有的放矢，主張“不憤不啟，不悱不發”；注意因材施教，根據不同對象確定不同的教育內容，說：“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在言教的同時也注重身教,要求自己“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一生勤奮刻苦，常常忘食、忘憂。 歷史地位——孔子是春秋時代淵博的學問家，他創立了比較完整的思想體系。他的思想體系雖然保留著傳統的天命觀念，但總起來說有利于社會的進步。因此在戰國時代得到了進一步發展，成為先秦顯學之一。在秦統一中國之前，孔子及儒家思想并未受到統治者的特別重視，僅僅是先秦百家爭鳴中的一個學派。漢代之后，孔子及儒家思想在歷史中的地位發生了變化。因為中央集權制的封建統一國家業已建立，封建統治者需要一種既能適合封建社會又具有一定保守傾向的思想，于是孔子的思想受到重視。漢武帝時，采納董仲舒的對策，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孔子在中國歷史上的至尊地位被正式確立起來。由于統治階級的提倡，在漫長的封建社會中，雖有一些學者對孔子持批評態度，但其地位并未因此而動搖。 孔子的思想對中國哲學發展有極大的影響，對中國封建時代的文學、藝術、教育、史學、政治理論也產生過巨大影響，在一定意義上說，孔子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杰出代表。在全世界，特別是在東南亞各國也有很大影響。但是在漫長的封建社會中，統治階級出于自身需要，片面地發展了孔子思想中保守的一面，使其變成了束縛人民思想的繩索。“五四”運動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號，陳獨秀、李大釗、魯迅等人在批判封建專制制度的同時，對孔子思想的保守性也進行過尖銳的抨擊。 “五四”運動以后，中國的一些學者，包括馬克思主義的史學工作者在內，對孔子思想作了系統的研究和評價，取得了很大成就。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來，關于孔子的爭論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孔子思想的階級屬性問題。這個問題與中國歷史分期問題糾纏在一起,更顯復雜,僅主張周秦之際封建論的對于孔子思想階級屬性的看法就有四說：①代表貴族奴隸主階級利益;②代表封建地主階級利益;③代表從奴隸主貴族轉化過來的地主階級的利益；④代表平民的利益。二是孔子的哲學屬性問題，也有四說：①孔子是無神論者，其天道觀是唯物主義的；②孔子思想兼有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兩種成分；③孔子動搖于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之間；④孔子繼承了殷周以來傳統的天命觀念，是唯心主義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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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前551-前479），中國春秋末期偉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學派的創始人。名丘，字仲尼，魯國人。孔子生年一般按《史記·孔子世家》所記為魯襄公二十二年，而生月生日《史記》未記，按《谷梁傳》所記“十月庚子孔子 生”。換算為當今之公歷應為公元前551年9月8日生。 孔子生在魯國。魯國為周公旦之子伯禽封地，對周代文物典籍保存完好，素有“禮樂之邦”之稱。魯襄公二十九年（前544年）吳公子季札觀樂于魯，嘆為觀止。魯昭公二年（前540年）晉大夫韓宣子訪魯，觀書后贊嘆“周禮盡在魯矣！”魯國文化傳統與當時學術下移的形勢對孔子思想的形成有很大影響。 孔子早年喪父，家境衰落。他曾說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年輕時曾做過“委吏”（管理倉廩）與“乘田”（管放牧牛羊）。雖然生活貧苦，孔子十五歲即“志于學”。他善于取法他人，曾說：“三人行，必有吾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論語·述而》）他學無常師，好學不厭，鄉人也贊他“博學”。 孔子“三十而立”，并開始授徒講學。凡帶上一點“束修”的，都收為學生。如顏路、曾點、子路、伯牛、冉有、子貢、顏淵等，是較早的一批弟子。連魯大夫孟僖子其子孟懿子和南宮敬叔來學禮，可見孔子辦學已聲名遐邇。私學的創設，打破了“學在官府”的傳統，進一步促進了學術文化的下移。 魯國自宣公以后，政權操在以季氏為首的三桓手中。昭公初年，三家又瓜分了魯君的兵賦軍權。孔了曾對季氏“八佾舞于庭”的僭越行為表示憤慨。昭公二十五年（前517年）魯國內亂，孔子離魯至齊。齊景公向孔子問政，孔子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又說：“政在節財。”齊政權操在大夫陳氏，景公雖悅孔子言而不能用。 孔子在齊不得志，遂又返魯，“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眾”，從遠方來受學的，幾乎遍及各諸候國。其時魯政權操在季氏，而季氏又受制于其家臣陽貨。孔子不滿這種政不在君而在大夫，“陪臣執國命”的狀況，不愿出仕。他說：“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 魯定公九年（前501年）陽貨被逐，孔子才見用于魯，被任為中都宰，是年孔子五十一歲。“行之一年，四方則之”。遂由中都宰遷司空，再升為大司寇。魯定公十年（前500年）齊魯夾谷之會，魯由孔子相禮。孔子認為“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早有防范，使齊君想用武力劫持魯君之預謀未能得逞，并運用外交手段收回被齊侵占的鄆、灌、龜陰之田。定公十二年（前498年）孔子為加強公室，抑制三桓，援引古制“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提出“墮三都”的計劃，并通過任季氏宰的子路去實施。由于孔子利用了三桓與其家臣的矛盾，季孫氏、叔孫氏同意各自毀掉了費邑與后邑。但孟孫氏被家臣公斂處父所煽動而反對墮成邑。定公圍之不克。孔子計劃受挫。 孔子仕魯，齊人聞而懼，恐魯強而并己，乃饋女樂于魯定公與季桓子。季桓子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孔子政治抑負難以施展，遂帶領顏回、子路、子貢、冉求等十余弟子離開“父母之邦”，開始了長達十四年之久的周游列國的顛沛流離生涯。是年孔子已五十五歲。先至衛國，始受衛靈公禮遇，后又受監視，恐獲罪，將適于陳。過匡地，被圍困五天。解圍后原欲過蒲至晉，因晉內亂而未往，只得又返衛。曾見南子，此事引起多方的猜疑。衛靈公怠于政，不用孔子。孔子說：“茍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后衛國內亂，孔子離衛經曹至宋。宋司馬桓魁欲殺孔子，孔子微服過宋經鄭至陳，是年孔子六十歲。其后孔子往返陳蔡多次，曾“厄于陳蔡之間”。據《史記》記載：因楚昭王來聘孔子，陳、蔡大夫圍孔子，致使絕糧七日。解圍后孔子至楚，不久楚昭王死。衛出公欲用孔子。孔子答子路問曰，為政必以“正名”為先。返衛后，孔子雖受“養賢”之禮遇，但仍不見用。魯哀公十一年（前484年）冉有歸魯，率軍在郎戰勝齊軍。季康子派人以幣迎孔子。孔子遂歸魯，時孔子年六十八。 孔子歸魯后，魯人尊以“國老”，初魯哀公與季康子常以政事相詢，但終不被重用。孔子晚年致力于整理文獻和繼續從事教育。魯哀公十六年（前479年）孔子卒，葬于魯城北泗水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