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琦君，原名潘希真，1917年7月24日生于浙江永嘉縣瞿溪鄉一個舊式家庭里，既是官家小姐，又是父母的掌上明珠。愛之深教亦嚴，父親潘國綱雖出身農野，久歷戎行，身為師長，卻酷愛中國古典文學，盼她成為才女，就請一位姓葉的家庭教師教她。于是：五歲，認方塊字；六歲，學描紅；七歲，讀詩經、唐詩、習字；八歲，讀女誡，孟子；九歲，讀論語、唐宋古文、左傳，學做古文；十歲，她就過目能涌，揮筆成文了。十二歲，隨父母遷居杭州，入弘道女中。由于古典文學根基好，加之父親的書房里有許多古今名著，如《紅樓夢》、《水滸傳》、《三國演義》、《西游記》等，她常偷讀。暑假中，飽看新文學作品，外國小說則偏愛《簡愛》、《約翰克利斯多夫》、《小婦人》，等等。她從古典文學、新文學及外國文學佳作中吸其精華，因此作文比賽，常得第一，被同學們封為“國文大將”。高一那年，她在《浙江青年》雜志上發表了處女作《我的好朋友——小黃狗》，自此，她立志當文學家。高中畢業時，她以優秀的成績直接升入之江大學，成為我國“一代詞宗”夏承燾的得意女弟子，琦君因此詩詞造詣極高，其中又以同更獲贊賞。大學畢業后曾在上海匯文女中及故鄉永嘉縣中教書。1949年去臺灣，服務于司法界，任高檢處記錄股長及司法行政部編審科長等職，同時在大學任教，并擠出時間寫作。1964年獲臺灣文藝協會散文獎，1966年代表臺灣婦女寫作協會訪問韓國。1970年《紅紗燈》散文集獲中山學術基金會散文創作獎。1972年應美國官方邀請訪問夏威夷及美國本土參觀各大學，與教授作家們交換教學、寫作意見。1969年在臺灣司法部志愿退休后，在臺灣的中央大學及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任教，專心教課與寫作。后其夫李唐基赴美任職，她也隨任作“閑妻”而又閑不住，仍常給報刊寫稿。1985年《琦君寄小讀者》獲臺灣新聞局金鼎獎，1986年《此處有仙桃》散文集獲臺灣第十一屆國家文藝獎，是年10月12日出席了在紐約舉行的有大陸、臺灣兩地作家參加的第四十八屆國際筆會學術活動。在臺灣作一個暢銷作家并不難，但從事真正的純文學創作而作品暢銷的作家卻極少，琦君就是這極少數作家中的一位。據臺灣《中國時報》報道，最近臺灣對三十年來圖書出版情況作了一次調查，統計結果，作品最暢銷的男女作家是琦君和林清玄。琦君名列十大女作家之首。三十多年來她筆耕不輟，出版散文、小說、兒童文學、詞研究等近三十本，有些散文被選入中學課本，作品被譯為英、日、朝鮮文，深受海內外讀者歡迎，被譽為“臺灣文壇上閃亮的恒星”。 一 琦君以撰寫散文開始她的創作生涯。而她現在已成散文大家。她的名字總是與臺灣散文連在一起。從她的第一本散文小說合集《琴心》算起，先后出版的《煙愁》、《琦君小品》、《紅紗燈》、《三更有夢書當枕》、《桂花雨》、《細雨燈花落》：《讀書與生活》、《千里懷人月在峰》、《與我同車》、《留予他年說夢痕》、《水是故鄉甜》、《母心似天空》、《此處有仙桃》、《燈景舊情懷》、《玻璃筆》、《琦君說童年》、《琦君寄小讀者》、《青燈有味似兒時》、《琦君自選集》、《母心·佛心》等二十多本。琦君在自己寫的大量散文中，盡情地抒發十分真摯熱烈的感情，這里有對故鄉山水和童年生活詩一樣的回憶，有對父母師長摯友深沉的懷念，有對在臺灣生活的敘寫，又有對異國旅游的觀感，此外是讀書心得，創作雜談，以及專給小讀者寫的小散文，但寫的最好最多的，是懷鄉思親的散文。正如《煙愁》后記中寫的：“每回我寫到我的父母家人與師友，我都禁不住熱淚盈眶。我忘不了他們對我的關愛，我也珍惜自己對他們的這一份情。像樹木花草似的，誰能沒有根呢？我常常想，我若能忘掉親人師友，忘掉童年，忘掉故鄉，我若能不再哭，我寧愿擱下筆，此生永不再寫，然而，這怎么可能呢？”當然，這是不可能的，因為她的根扎在故鄉，扎在祖國。雖然年紀大了，常常丟三落四，可是故鄉的景、事、人卻永遠印在心里，忘也忘不掉。那剪不斷的故鄉之情，理還亂的親友之思，以它的真摯、深沉、執著和熱烈，構成了請君散文抒情美的基本特征，“我們從大陸移植來此（“移植”一詞，用得何等精妙），匆匆將三十年。生活上盡管早已能適應，而心靈上又何嘗能一日忘懷于故士的一事一物。水果蔬菜是家鄉的好，雞魚鴨肉是家鄉的鮮。當然，風景是家鄉的美，月是故鄉明”。“蕁茱鱸魚長入夢，他鄉雖好總添愁。”戀鄉的人，終于忍不住喊出：“故鄉，我們哪一天回去？家鄉味，我們哪一天能再嘗呢？”（《家鄉味》）這種感情，是琦君所有懷鄉思親散文中的血液，就如年年中秋，年年吃月餅。臺灣是產糖的地方，有各種餡的美味月餅，可請君一想起家鄉的月光餅，那又香又脆的味兒好像還在嘴邊呢。”（《月光餅》）即使是水，也是故鄉的甜。琦君去臺旅歐訪美，喝過各種各樣的水，也愛喝礦泉水，但又懷疑外國的礦泉水不是天然的，而且，“說實在的，即使是真正天然的礦泉水，飲啜起來，在感覺上，在心靈上，比起大陸故鄉的‘山泉’來，能一樣的清洌甘美嗎？”（《水是故鄉甜》）在《鄉思》里，作者寫得更懇切：“來到臺灣，此心如無根的浮萍，沒有了著落，對家鄉的苦念，也就與日俱增了。”日里想，夢里思，“昨夜夢魂又飛歸故里，躺在雙親的墓園中，擁吻著綠茵覆蓋的芬芳泥土，望著悠悠出岫的白云，多年抑郁的情懷得以暫感舒松，可是短夢醒來，淚水又濕透枕邊，美麗的家園啊！它依舊是海天一角，水闊山遙”。她多么盼望海天連成一片，山水連成一線，能回到故鄉“享受壯闊的山水田園之美，呼吸芳香靜謐的空氣。我渴望那一天，難道那一天還會遠嗎？”（《寫作回顧》），這里寫的。不只是她個人的心愿。那夢，那渴望，是屬于許許多多去臺人士的，也是屬于神州大地每一個炎黃子孫的！ 有人說琦君不善于寫游記，這種說法不確切。游記有各種寫法，有的偏重于寫景，有的偏重于記事，有的偏重于述懷。琦君是生活在人情中的人，無疑偏重于述懷的，但常常與記事寫景結合在一起。她的《西湖憶舊》、《故鄉的江心寺》、《何時歸看浙江潮》，雖是追憶而寫的，實是絕好的游記。這些地方，她離開了許多年，卻寫得一往情深，景、人、物——如在目前，再一次說明她愛之切，憶之深。在她筆下，“西湖似明眸皓齒的佳人，令人滿懷喜悅，古寺名塔似遺世獨立的高人逸士，引人發思古幽情。何況秋月春花，四時風光無限，湖山有幸，靈秀獨鐘”、“令人留連忘返”，“若把西湖秀麗景物移到臺灣，都成奇景”。對于“占世界風景最佳四大學的第二位的”母校之江大學，因為有“千變萬化的錢塘江水”，“我愛之勝于西子湖”。清晨，“晨曦自紅霞中透出，把薄霧染成了粉紅色的輕紗，籠罩著江面。粼粼江水，柔和得像紗帳里孩子夢中帶笑的臉……我們赤足在潺氵爰的溪水中揀石子，夏老師依檻閑吟，詩成后傳誦一時”（《何時歸看浙江潮》）。這簡直是一幅色彩分明、人物鮮活、動中有靜、靜中有動的故鄉母校游樂圖。但更引起作者思戀的，是游子喝了“不忘本土”的“回旋井水”，因而盼望“再飲江心寺的回頭水，更愿此身幻化為井底清泉，回旋地回到故鄉”（《故鄉的江心寺》）。這種對故鄉熾熱的思念，正是作家熱愛祖國的真誠表現。尤其令人難忘的，作者每看到異國他鄉的山川景色稍似祖國風光時，又會引起豐富的聯想，傾注她對祖國灼熱的愛。如她游美國愛荷華城時，看到萬縷千條柳絲，隨風飄拂，她就“手牽著柔細的柳條，悠悠然真有置身大陸江南之感。臺灣也有柳，但垂柳沒有這么柔，這么長。愛荷華的柳很像杭州西子湖堤上的柳，自有一份魅力，引人無限鄉思”（《靜謐的大學城》）。她應邀訪問韓國時，所以“使我驟一見就立刻愛上了她”，是“那一份似大陸北國又似江南的情調，與亞熱帶的臺灣迥然不同。”在瞻仰漢城故宮的勤政殿的屋脊上的飛檐時，她覺得“仿佛置身于北平故宮中，頓然發思古之幽情”。作家對祖國母親的眷念，是那樣刻骨銘心。在這些篇章里，作者不是一字一句地來描述這一切，而是用整個心胸來擁抱這一切，那深沉渾厚的感情，深深地震撼著讀者的心弦。 琦君忘不了故鄉的山水，自然更忘不了故鄉人，忘不了親愛的父母、尊敬的老師、異姓姐妹，甚至長工和乞丐。她把她的滿腔思念，一片至情，溶鑄到每一篇作品里。不同的是，一般作家是一篇文章寫一個人，她是一篇文章一個重點，通過許多篇章，集中許多重點，寫活一個真人。這種效果，表現在寫母親時最為成功。如《母親新婚時》，寫母親的愛情和婚姻，她與丈夫雖是“親上加親”，愛情卻發生在婚后，突出母親的嬌羞、溫柔和順從。《母親那個時代》，寫她一天到晚為一家子忙，想得到丈夫的愛而不能，突出她的勤勞和容忍；《母親的偏方》，敘母親能用各種偏方治病，簡直是一位“全科醫生”，而這一切都是從外祖父那兒零零碎碎學來的，說明母親的聰明干練；《母親的手藝》表現母親的多才多藝；《母親母親》述母親對女兒既嚴歷又溫和的教育方法；《髻》寫母親的幽怨，因為做官的丈夫把本應給她的愛轉移到姨太太那兒去了；《毛衣》寫母親對女兒的慈愛。《母親的教導》寫母親如何注重在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中教導自己的女兒。除了這些專外，在其他散文中，在寫別人的同時，也給母親一些側寫。如寫母親待長工和待家人，她甚至幫阿榮伯成了家，并讓他們夫妻雙雙住進潘家（《阿榮伯》）；她也善待奶媽，把一對金手鐲分贈給奶媽的孩子和自己的女兒（《一對金手鐲》）；即使對乞丐她也充滿了同情心（《三劃阿王》）。讀者可以從專篇或其他別篇有關的側面描寫中，多角度地發現她勤勞、刻苦、節儉、善良、容忍、慈悲的品德，一個虔誠的佛教徒和三從四德和舊式婦女的形象，活脫脫地站在我們面前。這種連環畫式的寫法，不啻是對散文藝術的一種創新。對外祖父、老師、阿榮伯的描寫，也采用同一手法。《外祖父的白胡須》中的外祖父，既是私塾老師，又是義務郎中，對一切人都親切和氣，甚至連螞蟻蟲類都要“保護”，他抓到小偷也不打罵，反而送小偷兩塊銀元叫他做生意以改邪歸正。為了“最蹩腳”的戲班子能演下去，他特地帶外孫女頂風冒雪去“捧場”，“拼命拍手叫好”，最后還給戲班子一塊銀元，“讓他們買壺酒，買斤肉暖暖腸胃，天太冷了。”《紅紗燈》則著重通過外祖父因才施教，寓教于樂的教育方法，希望把染有壞習慣的五叔教育成為力求上進的青年，突出外祖父不同凡響的智慧與熱切心腸，我們也從這些不同的篇章里，看到了這位活神仙的方方面面。在懷念老師的散文中，《春風比雨》、《鷓鴣天——懷念夏承燾師》這兩篇文章，將風流倜儻的大詞人及與人迥異的教育方法與教育實踐，寫得絲絲入扣，而《一生一代一雙人》則體現老師對師母的理解與體貼，從另一，角度顯出老師的高尚人格，心地善良；《吾師》，把三個老師為教、為文、為人層層襯出，突出三人不同的學識、個性和風格。把一個雇工和官家小姐的美好關系寫得那么動人，華人作家中只有琦君。如《第一雙高跟鞋》、《阿榮伯伯》，阿榮伯伯的“學得能干點，要自己打天下”的叮囑，倒不像雇工對小主人說的話，而是長輩對小輩的關切。怪不得他“仁慈慷慨樂于助人的性格，給我少年時代不少的啟迪”了。 國內有些評論文章，只字不提琦君父親寫的散文，只是在別的文章中提及父親對母親的無情。其實琦君也很愛父親，專文有《父親》、《油鼻子與父親的旱煙管》，在其他寫母親或母親、父親、姨娘三角微妙關系以及父親對“我”的摯愛之類散文中，父親的形象也是親切鮮明的，如《小梅花》、《楊梅》、《酒杯》、《鮮牛奶的故事》、《喜宴》等等。琦君通過兒童的視角，將父親棄官退隱后的心態，以及對種田人純真的友誼（《油鼻子與父親的旱煙管》），晚年對母親的理解、深情和愧疚（《楊梅》），以及對“我”的摯愛（《喜宴》），寫得那么細膩，那樣鮮活，那樣生動。而《父親》的構思尤其獨特。文章一開始，作家就為父親造型：“每回聽到馬弁們一聲吆喝：‘師長回府啦’”孩子們遠遠偷看到的是一個威風凜凜的父親。“我”和哥哥，只是怕他，不敢親近。待父親因反對軍閥內戰而自動退隱閑居以后，父親不再穿軍裝而著一身藍色長衫，不像顯赫的軍官而像詩人學者時，“我”就感覺親近多了。尤其是哥哥死后，父親從北平回到杭州，“我”也由遠遠的“偷看”到“靠在他懷里”，為痛悼哥哥而與父親相對痛哭。在這里可看出作家組合素材的高超：從形式上實質距離的拉近到感情距離的拉近，承接得天衣無縫，同時也借此將父親的顯赫、威武、悲愁、慈愛一一展出，既樹起父親的高大形象，又寫出父親豐富的內心感情。 在寫人的單篇散文中，有人把《一對金手鐲》當成小說，這是不難理解的，因為它有鮮活的人物形象，嚴謹的結構。事實上琦君寫人的散文，都小說化了，如《父親》、《髻》、《紅紗燈》等。所以這也是一篇小說化了的散文杰作。因為它是絕對真實的。琦君是獨女，母親愛之如掌上明珠，怎肯交與他人？據說是因為她一頭濃發，聽人說送與奶媽撫養才會健壯成長，迷信的母親就讓她與乳母之女阿月同吸乳汁。一歲半后，她被母親接回，母親拿出一對金手鐲，一只套在阿月手上，一只套在她手上。七歲時，這一對小姐妹又見面了，一樣童稚，一片天真，并不感到她們有什么不同之處。可是十八年后，當她們再見時，阿月竟當面喊出：“大小姐，多年不見了！”如同魯迅的《故鄉》中的閏土喊“老爺”一樣，震顫著作者與讀者的心。“魯迅以他超越常人的冷漠，以極度悲憫所壓縮成的冷漠，維系他古典的節制；琦君則以她靜謐的詩詞含蘊將悲憫擴散在時空以外”（楊牧：《留予他年說夢痕·序》）。這一聲喊，一下子拉開了她們之間不可逾越的鴻溝，點出她們不同身分地位。正因為琦君“將悲憫擴散在時空以外”，她對這“大小姐”的喊聲也作了與魯迅別樣的處理，她不許這樣喊，而且當晚，這位官家小姐、女大學生還執意與帶一小女兒的貧苦農婦睡在一張床上，暢談別后詳情，關心她的命運。直到現在，她與阿月一別半個世紀，還念念不忘這位異姓姐妹，足以透示作家善良美好的心靈，溫柔敦厚的個性。很可惜，作者只為阿月的貧困嘆息，卻無法找出阿月貧困的根本原因，卻是她思想上的局限。情真意切是這篇散文的靈魂，這表現在文字方面，是作者不露痕跡地將她在占典詩詞上深厚的造詣溶合于一篇白話文里，轉成質樸的語言，抒寫她的深情與眷戀。僅就流淚場面，就有七次之多，但沒有雷同的。其中，有乳娘見到長大成人的“我”的喜極而淚，有“我”面對兩“鬢已斑”的母親和摸到乳娘“粗糙”雙手而流的傷感的淚，有“我”與阿月話別時感到一對異姓姐妹“生活環境里離將日益遙遠”而流的無奈的淚……除了寫淚，作者運用對比手法，將失落之情，也寫得如在目前，如當“老師講到馬克·吐溫的雙胞弟弟掉到水里淹死了，馬克·吐溫說‘淹死的不知是我還是弟弟’，全班同學都笑起來，自己想起阿月……心理就有點悵悵惘惘的。”這種對比，既鮮明又有新意。全文顯得纏綿徘惻，動人心弦。比起憶舊文章的凝重情深，來臺以后的生活寫照的散文，則多幽默詼諧。當然不能說她寫來臺后的生活散文就不帶感情，那是不可能的，因為琦君信奉“感人心者，莫善于情”（白居易語）這句名言。她是用“情眼”看世界的，在她的筆下，處處都是愛，萬般都有情。我說她憶舊文章更凝重，更情深，只是比較而言而已。請看《我的另一半》、《我的另一半補述》、《三如堂主人》、《梨膏醬油》、《與我同車》寫得多么幽默而又一往情深。至于《孩子快長大》、《孩子慢慢長》、《捕兒住校后》等等，也寫盡一個母親對兒子的愛心，《家有怪妻》、《再做閑妻》則更是妙趣橫生！ 除了寫人，她的筆也離不開她心愛的小動物。她寫貓（《家有五貓》），寫狗（《寂寞的家狗》）、寫猴（《再見呆呆》），甚至寫老鼠（《人鼠之間》）、小蟲（《靜夜良伴》）等等。她自幼愛小動物，她的處女作就是《我的好朋友小黃狗》。在所有寫動物的散文中，我認為《我家龍子》最出色，它不僅表現作家對動物的愛，更突出一顆慈母心。因為那只貓是兒子雨夜拾回來的“愛寵”、拜托“我’代為照顧的，于是母子間的情愫得以溝通。而這聾了的小白貓所以不叫聾子而叫龍子（這名字還是最不喜歡小動物的父親取的！），也表現做父母的對兒子的期望——望子成龍。結尾處“我抱著龍子，喃喃地對龍子訴說心事…但想想（已經遠行的）兒子，他又何嘗聽得見，聽得懂呢？”那種對兒子的擔心和愛心，是每個母親都有，卻不是每個母親所能言傳的。 琦君寫身邊瑣事的散文常富哲理，如《倒帳》，全家賴以生息補貼家用的一筆錢，被一位朋友倒掉了，怎么不難過呢？但“塞翁失馬，安知非福”，由此“使我們懂得如何安貧守拙，更懂在貧與拙中，如何來享受無邊的家庭樂趣”，“豈非‘得大于失’”？又如《財富和愛情》說明夫妻生活中，愛情和友情才是永恒的財富，給讀者多少啟迪！此外如《恩與愛》、《生與死》、《有我與無我》、《有甚閑愁可皺眉》等都是極富哲理與情趣的精品。有些身邊瑣事則寫得富有人情味，如《課子記》，她嫌她先生對兒子太苛，“誰知輪到自己教他，竟比他爸更容易動火”，寫做爸爸的輔導兒子功課時一下子叫“乖兒子”，一下子罵“笨東西”，聲態笑貌，躍然紙上，像一幅家庭生活畫，一出富有詩趣的小喜劇。通篇作品生氣盎然、真實，真是使人神游而意會的好作品。 琦君給小讀者寫的散文，充滿迷人的色彩，既有淺顯的哲理，又富有兒童情趣，是很適合兒童閱讀的無韻詩篇。如《蒙娜麗沙的微笑》、《魔筆》、《孔雀錯了》、《講幾個笑話聽聽》、《一同來讀詩》等等。 琦君的評論文章，不管是書信式的（《讀〈移植的櫻花〉——給歐陽子的信》），雜感式的（《真·善·美——讀〈世緣瑣記〉雜感》），論文式的（《猶有最高枝》），實際上都是散文佳構，是散文式的評論，中肯、敏銳、暢達、優美，是這些散文的共同特色。可貴的是作者在評論別人的作品時，常常把自己擺進去，仿佛與作家娓娓長談，共同研究，比起某些學究式的評論來，顯得既親切又深刻。 對于別國的風土人情，社會風貌，作者既贊揚其美好的，如《佛老心》、《美國人的親情》；也抨擊其丑惡的，如《驚心動魄》、《黑吃黑》等。 二 琦君一向以散文創作的輝煌成就照耀臺灣文壇，而小說和詞方面的成就卻少為人稱道，這是不公平的。確切地說，她既是大散文家，又是小說家和詞人。小說結集為《菁姐》、《百合羹》、《七月的哀傷》、《錢塘江畔》、《繕校室八小時》、《琴心》（散文小說合集），以及中篇小說《桔子紅了》。詞作散見于散丈集中，此外還專門寫有一本研究古人詞作的學術著作《詞人之舟》。 琦君的小說，可分前期和后期。前期小說多是在真人真事的基礎上加工的愛情故事，且多為憶舊之作。如《阿玉》中的阿玉，是個美麗聰明的姑娘，可是貧窮使她淪為丫頭，三叔和肫肝叔都愛她，阿玉卻只愛三叔，肫肝叔自己認為配不上阿玉，就自動退出情場——作者把這些實事搬上稿紙時，就去掉肫肝叔這個人物，集中寫阿玉和三叔的愛情以及小春的友誼。有人說這“有點像才子佳人那一套”，其實與“那一套”完全兩樣，二太太折磨、痛打阿玉，破壞阿玉與三叔的愛情，最后把她賣給船工，阿玉作為船家婦貧窮飄蕩一世，連封信都無法收寄，其悲苦可想而知。作家通過家庭這個窗口，反映了深刻的社會問題。小說中的人物形象，因為是按生活原型塑造的，個個寫得栩栩如生。阿玉、三叔、小鶯自不必說，就是次要人物如兇狠的二太太，寬厚、仁慈的大太太，作者也把她們寫得活靈活現，這就難怪“當年由米白水先生的友人改編成電視劇”，①并獲得巨大成就了。 -------- ①琦君：《錢塘江畔序·細說從頭》 《莫愁湖》也是憶舊故事，“小說中的姑父姑母實有其人，而和那少女一段凄涼的愛情故事卻純屬虛構”。雖是虛構,卻使讀者深信不疑。這正是作家的藝術功力所在。在父母之命媒的之言安排下的舊式婚姻，有幾對是幸福的？何況這一對夫妻無論在外貌、性格、文化教養諸方面都相距甚遠，在這種情況下，風度翩翩而又才華橫溢的姑父碰上美麗聰明的劉舜華，自然一見鐘情，但舊禮教約束著他們，他們的戀愛只能以悲劇告終。姑姑生氣時沒收了姑夫給舜華的信，清醒時又要求“我”陪舜華去看姑父，足見她有自知之明，心是善良的。倒是“我”的遲疑不決，使一對有情人未能見上最后一面。雖然“我”的猶豫不決以及顧前顧后的心理狀態，是符合“我”的身分和性格邏輯發展的，但難道不可以找出一個既能突出人物性格又有個比較光明的結尾——讓姑父在見到他心愛的人才含笑死去？ 如果把《琴心》和《完整的愛》相比較，來探討什么是“完整的愛”，我認為《完整的愛》并不完整，《琴心》中的愛倒是完整的。《琴心》中的人物都帶有一種詩意的美，光潔而親切，雖有點巧合，卻給人不少的溫情！《完整的愛》中幼之的癡情，慧兒的妒恨，任性以及她的覺悟和改過，都是可信的，只是作母親的開始以母愛克制兒女之情，還可以理解，但慧兒悔過之后，她仍不去找幼之，反而說：“這樣似乎愛更完整些”，明明是缺陷，為什么說“完整”？只有召回幼之，愛才真正完整，而且也才真正符合這個題目的旨意。 《菁姐》和《紫蘿蘭的芬芳》都是兄弟倆同愛一個女人，但菁姐婚后最后被哥哥椿所拋棄，卻原諒了椿。無疑，她仍然愛著椿，這種情愛的美，一經觸及，就保持永恒。因此她也不接受弟弟萱的感情，目的是要萱“有一個完整不缺的心去愛，去被愛”。在這里，作家又強調了“愛的完整”。《紫蘿蘭的芬芳》中的蓉嫂死去丈夫，四年來，她在哀愁中生活。但最終擺脫了哀愁，接受了虹弟的愛，紫蘿蘭的芬芳終于代替了白色的大理石花，小說成了一首哀愁而又明麗的愛情詩。 《長相憶》和《探病記》內容大同小異，人物性格卻迥然不同，結構也大異。前者以送別開始，送走后回家結束，中間描述事情的發生、發展，文筆清秀婉麗。后者以女主人公滿腔熱情而來開始，張惶凄涼出走結束，中間也描述事件的發生發展，文筆始為歡快，后轉凄婉。就人物性格的塑造來說，前者所有人物皆可敬可愛，張老師的溫柔多情而識大體，作家借她的嘴，再一次宣揚“愛是應該完整”的曲調。不難看出，琦君關于“愛是完整”的思想，顯然十分注重精神與倫理的完善，而忽視愛情的現實價值。這種觀念的文化依據，明顯來自民族傳統的道德準則。它與作家對民族文化深刻的認同感緊密相連。這與她在散文中表現出的深厚鄉土觀念是一脈相承的。正是在這一觀念的統攝下，使得琦君在小說中極少玉成其愛，而是強調“愛的犧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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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當代女作家。原名潘希真。浙江永嘉人。14歲就讀于教會中學。畢業于杭州之江大學中文系，師從詞學家夏承燾。1949年赴臺灣，在司法部門工作了26年，并任臺灣中國文化學院、中央大學中文系教授。后定居美國。出版散文集、小說集及兒童文學作品30余種，內有《煙愁》、《細紗燈》（獲中山文藝創作獎）、《三更有夢書當枕》、《桂花雨》、《細雨燈花落》、《讀書與生活》、《千里懷人月在峰》、《與我同車》、《留予他年說夢痕》、《琦君寄小讀者》、《琴心》、《菁姐》、《七月的哀傷》以及《琦君自選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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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路過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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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名潘希真。浙江永嘉人。14歲就讀于教會中學。畢業于杭州之江大學中文系，師從詞學家夏承燾。1949年赴臺灣，在司法部門工作了26年，并任臺灣中國文化學院、中央大學中文系教授。后定居美國。出版散文集、小說集及兒童文學作品30余種，內有《煙愁》、《細紗燈》（獲中山文藝創作獎）、《三更有夢書當枕》、《桂花雨》、《細雨燈花落》、《讀書與生活》、《千里懷人月在峰》、《與我同車》、《留予他年說夢痕》、《琦君寄小讀者》、《琴心》、《菁姐》、《七月的哀傷》以及《琦君自選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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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作： 長篇小說：橘子紅了 線上作品閱讀 小說 七月的哀傷 長溝流月去無聲 橘子紅了 散文 髻 作家簡介： 現、當代女作家。原名潘希真。浙江永嘉人。14歲就讀于教會中學。畢業于杭州之江大學中文系，師從詞學家夏承燾。1949年赴臺灣，在司法部門工作了26年，并任臺灣中國文化學院、中央大學中文系教授。后定居美國。出版散文集、小說集及兒童文學作品30余種，內有《煙愁》、《細紗燈》（獲中山文藝創作獎）、《三更有夢書當枕》、《桂花雨》、《細雨燈花落》、《讀書與生活》、《千里懷人月在峰》、《與我同車》、《留予他年說夢痕》、《琦君寄小讀者》、《琴心》、《菁姐》、《七月的哀傷》以及《琦君自選集》等。 琦君，原名潘希真，1917年7月24日生于浙江永嘉縣瞿溪鄉一個舊式家庭里，既是官家小姐，又是父母的掌上明珠。愛之深教亦嚴，父親潘國綱雖出身農野，久歷戎行，身為師長，卻酷愛中國古典文學，盼她成為才女，就請一位姓葉的家庭教師教她。于是：五歲，認方塊字；六歲，學描紅；七歲，讀詩經、唐詩、習字；八歲，讀女誡，孟子；九歲，讀論語、唐宋古文、左傳，學做古文；十歲，她就過目能涌，揮筆成文了。十二歲，隨父母遷居杭州，入弘道女中。由于古典文學根基好，加之父親的書房里有許多古今名著，如《紅樓夢》、《水滸傳》、《三國演義》、《西游記》等，她常偷讀。暑假中，飽看新文學作品，外國小說則偏愛《簡愛》、《約翰克利斯多夫》、《小婦人》，等等。她從古典文學、新文學及外國文學佳作中吸其精華，因此作文比賽，常得第一，被同學們封為“國文大將”。高一那年，她在《浙江青年》雜志上發表了處女作《我的好朋友——小黃狗》，自此，她立志當文學家。高中畢業時，她以優秀的成績直接升入之江大學，成為我國“一代詞宗”夏承燾的得意女弟子，琦君因此詩詞造詣極高，其中又以同更獲贊賞。大學畢業后曾在上海匯文女中及故鄉永嘉縣中教書。1949年去臺灣，服務于司法界，任高檢處記錄股長及司法行政部編審科長等職，同時在大學任教，并擠出時間寫作。1964年獲臺灣文藝協會散文獎，1966年代表臺灣婦女寫作協會訪問韓國。1970年《紅紗燈》散文集獲中山學術基金會散文創作獎。1972年應美國官方邀請訪問夏威夷及美國本土參觀各大學，與教授作家們交換教學、寫作意見。1969年在臺灣司法部志愿退休后，在臺灣的中央大學及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任教，專心教課與寫作。后其夫李唐基赴美任職，她也隨任作“閑妻”而又閑不住，仍常給報刊寫稿。1985年《琦君寄小讀者》獲臺灣新聞局金鼎獎，1986年《此處有仙桃》散文集獲臺灣第十一屆國家文藝獎，是年10月12日出席了在紐約舉行的有大陸、臺灣兩地作家參加的第四十八屆國際筆會學術活動。在臺灣作一個暢銷作家并不難，但從事真正的純文學創作而作品暢銷的作家卻極少，琦君就是這極少數作家中的一位。據臺灣《中國時報》報道，最近臺灣對三十年來圖書出版情況作了一次調查，統計結果，作品最暢銷的男女作家是琦君和林清玄。琦君名列十大女作家之首。三十多年來她筆耕不輟，出版散文、小說、兒童文學、詞研究等近三十本，有些散文被選入中學課本，作品被譯為英、日、朝鮮文，深受海內外讀者歡迎，被譽為“臺灣文壇上閃亮的恒星”。更詳細的在這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