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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曹操的性格與價值取向及其形成的根源 一、關于曹操性格及價值取向 要想了解曹操他對命運的渴望與焦慮是什么，“要想理解他的生命，我們就必須把這種生命的各個組成部分，與他實現某種絕對的價值觀念、實現某種無條件的最高的善的過程結合起來。通過進行回顧，我們就可以根據這種關系，把握他以前的生命的某種特征所具有的意義；我們所發現的并不是發展，而是他為不斷脫離他的生命所具有的這些轉瞬即逝的滿足進行準備的過程”。①形成過程是生命所具有的一個一般的特征。筆者個人認為，曹操是一個充滿了矛盾性格的實用主義者。 （一） 一個實用主義者 在本文中，筆者不贊成近來史學界撥亂返正般地將曹操從法家的神壇上搬下來，又供奉于大成殿上，歸入儒家士大夫的群落。他在實用主義的“體”上所產生的“用”。 首先，曹操是一個反道德，反傳統的人。 “德”和“禮”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價值核心： 可見，“禮”和“德”的核心在于倫理，“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②而這一切的一切，在曹操的行為中，沒有任何的表現。 時人給了曹操這樣的一個白描： 太祖為人佻易無危重，好音樂，倡優在側，常以日達夕。被服輕綃，身自佩小鞶革，以盛手巾細物，時或冠??帽以見賓客。每與人談論，戲弄言誦，盡無所隱，及歡悅大笑，至以頭沒案中，肴膳皆沾污巾幘，其輕易如此③ 文章中描述的不是一個位極人臣的士大夫莊重形象，而是一副無賴的癖性和小人得志的嘴臉，使曹操極富個性化的著裝、談吐躍然紙上，作者提出的“輕易”二字，與儒家“慎篤”的行為規范形成了鮮明對比。魏晉時期，極重個人風度和外貌的品評，這段關于曹操的白描，不僅從一個角度，反映了人們對曹操反傳統行為的不認同；還從另一個角度——生活細節，體現了曹操不遵儒道的性格本質和行為作風。 至于曹操的行事和言語，更是大違儒道：他薄義寡信，“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④他奢僭擅權，“群談者受顯誅，腹議者蒙隱戮，百僚鉗口，道路以目”；⑤他詭譎嗜殺，“身處三公之位，而行桀虜之態，污國虐民，毒施人鬼” ⑥……而他身邊之人，可以是“負污辱之名，見笑之行，或不仁不孝”⑦之輩， 用孔子的話說：“方以類聚，物以群分”，①曹操的品行也可想而知，讓人不敢恭維了。 其次，在曹操的身上無時無刻不體現著一種實用主義精神。這種“實用主義”并不同于近代以來，被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1894-1910，美國哲學家）等人所上升為哲學范疇的概念，而是一種方法：它注重的是收獲、效果和事實，而不是原則、范疇和假設。用曹操自己的話可以概括為：“是以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雹? （建安元年）于是以紹為太尉，封鄴侯。時曹操自為大將軍，紹恥為之下，偽表辭不受。操大懼，乃讓位于紹。二年，使將作大匠孔融持節拜紹大將軍，錫弓矢節鉞，虎賁百人，兼督冀、青、幽、并四州，然后受之③ 曹操處心積慮的迎來了漢獻帝，無非是想提高聲名以號令天下，然而知道袁紹的不滿，曹操立刻忍氣吞聲的把大將軍之位讓與他，這樣不僅滿足了袁紹的虛榮心，讓群雄將妒忌的目光投向了他，更安定了后方，使自己有時間、有精力消滅朝中異己，并蓄積力量以圖將來。 袁紹宿與故太尉楊彪、大長秋梁紹、少府孔融有隙，欲使公（曹操）以他過誅之。公曰：“當今天下土崩瓦解，雄豪并起，輔相君長，人懷怏怏，各有自為之心，此上下相疑之秋也。雖以無嫌待之，猶懼未信；如有所除，則誰不自危？且夫起布衣，在塵垢之間，為庸人之所陵陷，可勝怨乎！高祖赦雍齒之仇而群情以安，如何忘之？”④ 曹操也素來與楊、孔等有隙，本可做個順水人情，殺掉楊、孔等人，再將事由推給袁紹，但他為了安定人心，不授人以話柄，終于暫時做出了另一種更理智的選擇，但時隔幾年，曹操帶政局穩定之后，楊、孔等仇人一個也沒有放過。所以史家也感嘆道：“豈所謂先行其言而后從之哉！非知之難，其在行之，信矣。”① 人們對曹操非議最多的，莫過于他專兵擅權，曹操自己心理也很清楚，雖然他時常有“狐死歸首丘，故鄉安可忘”②的惆悵，但是他同時考慮到： 然欲孤便爾委捐所典兵眾，以還執事，歸就武平侯國，實不可也。何者？誠恐己離兵為人所禍也。既為子孫計，又己敗則國家傾危，是以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此所不得為也③ 曹操即便是真的想歸隱田園、忘情山水恐怕也是行不通的，權利這只老虎，人騎上它，他可以聽你的差遣、驅馳，但當人一旦從虎背上下來，交出了權杖，那只平時受夠人鞭策的權利之虎，注定會磨牙吮血般地沖向那個曾經的主人。也許這就是所謂的騎虎難下的道理。曹操深知此理，帶著無限的對田園生活的遺憾，帶者無助的爭權奪利的苦悶，夜以繼日的操勞在名利場上。 不僅這幾段史料，還有諸如他的《求才三令》，“持滿如不盈”④的樂府詩、“是兒欲踞我著爐火上耶”⑤這樣與臣僚的對話等等，關于曹操實用主義的言語和行為，可以說舉不勝舉。 （二）矛盾的多重性格 “中國人所謂的心術，是一種沒有心肝的統治手段，殘酷地進行欺詐和暴力行為……心術越高，他心中的人性越少，如果他讓心術和人性共存，那么，他將是一個偉大的悲劇性格?！雹俨懿俚拿艿亩嘀匦愿裾沁@種心術與人性共存而產生的性格，“是一個偉大的悲劇性格”。 曹操既嗜殺成性，卻又有悲天憫人的情懷。一方面他動輒數萬、數十萬的殺人屠城： （袁）術走襄邑，追到太壽，決渠水灌城② 太祖征（陶）謙。攻拔十余城，至彭城大戰。謙兵敗走，死者萬數，泗水為之不流③ 五月，毀土山、地道，作圍塹，決漳水灌城；城中餓死者過半④ 氐王竇茂眾萬余人，恃險不服，五月，公攻屠之⑤ …… 而至于他抄家滅族，簡直不可盛數： 太祖過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備賓主禮。太祖自以背（董）卓命，疑其圖己，手劍夜殺八人而去⑥ 太祖殺（邊）讓，族其家，（袁）忠、（桓）邵俱避難交州，太祖遣使就太守士燮盡族之⑦ 攻譚，破之，斬譚，誅其妻子⑧ 遂將后（伏氏）殺之，（完）[兄弟]及宗族死者數百人⑨ …… 另一方面他愛民如子，能夠表現出極大的寬容： 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① 其令死者家無基業不能自存者，縣官勿絕廩，長吏存恤撫循，以稱吾意② 女年七十已上無夫子，若年十二已下無父母兄弟，及目無所見，手不能動，足不能行，而無妻子父兄產業者，廩食終身。幼者至十二止。貧窮不能自贍者，隨口給貸。老耄須待養者，年九十已上，復不事，家一人 ③ …… 可見，曹操并沒有被心術和利益泯滅了人性的真與善。 曹操為人譎詐，遇事多疑，對待身邊的人冷漠無情， 太祖少機警，有權術，而任俠放蕩，不治行業④ 持法峻刻，諸將有計畫勝出己者，隨以法誅之⑤ 又有幸姬常從晝寢，枕之臥，告之曰：“須臾覺我?！奔б娞媾P安，未即寤，及自覺，棒殺之⑥ 其酷虐變詐，皆此類也⑦ 但卻又時常真情流露，表現得待人誠懇、感恩懷德、至真至性： 亡民有詣門首者，公謂曰：“聽汝則違令，殺汝則誅首，歸深自藏，無為吏所獲?！泵翊蛊ア? 太祖病困，自慮不起，嘆曰：“我前后行意，于心未曾有所負也。假令死而有靈，子修（丁夫人的養子曹昂，為救曹操而亡）若問‘我母何在’，我將何辭以答？”① （蘇）東坡云：“操以病亡，子孫滿前，而咿嚶涕泣，留連妾婦，分香賣履，區處衣物，平生奸偽，死見真性”② 再比如曹操對待生死的態度也有很大的矛盾。曹操看淡死生 有不諱，隨時以斂。金珥珠玉銅鐵之物，一不得送③ 留下了“神龜雖壽，猶有竟時；?蛇乘霧，終為土灰”④的名句，他曾主張妻妾在他“萬年之后，汝曹皆當出嫁”，⑤但當他臨終的時候，又改弦易轍的說： 吾婕妤妓人皆著銅雀臺。于臺堂上安六尺床。（施）璤帳，朝晡上脯糒之屬，月旦十五日，自朝至午，輒向帳作樂。汝等時時登銅雀臺，望吾西陵墓田⑥ 如此愚昧的行為給后人留下了“強歌強舞竟難勝，花落花開淚滿膺。只合當年伴君死，免教憔悴望西陵”⑦的諷刺。 曹操矛盾的多重性格還在其他很多方面有表現，如他可以不記前嫌，重用有殺子之仇的張繡，將反復無常的張魯一家封為列侯，但又睚眥必報，如戕害與他有矛盾或言語上得罪于他的邊讓、袁忠、孔融等，又如曹操殺人時殘忍無比，事后又心有不忍，他將楊修殺了，又帶著重禮去探望其父楊彪，他逼死荀??、荀攸，又箱X畎彼牽翊塹暮筧?。他祼棱种行蕚愾芳偓有的人茹暘蕼\鲇詿缶趾駝渦枰目悸牽械娜嗽蛉銜瞧溆肷憷吹男愿袷谷?，笔諊毅暘情佅婝拭摟官懼R宋鐨愿竦慕饈停? 無論過去的成份還是現在的成份，都與以某種系列的形式存在的經驗聯系在一起——而這種經驗系列則通過這些關系被融合成為一個整體。由于記憶過程包括著認識過程，因此，從結構的角度來看，過去的任何一種東西，都由于再現了它以前的某種經驗，而與這種經驗聯系在一起。未來的各種可能性，也都由于這種經驗系列所安排的潛在的可能性的領域，而可以與這種系列聯系起來。①狄爾泰的這種生命歷程的心理生活的連續性的觀點，正是闡述曹操出身對于其性格以及價值取向產生影響的最好的哲學論斷，這使筆者將注意力集中于他的出身上。 二、究本溯源 本著了解曹操對自身命運的渴望和焦慮，是探討曹操性格與價值取向形成根源的思考方法，在逐步接近、了解曹操的過程中，筆者發現：對曹操的性格與價值取向究本溯源，終極的指向正是他的出身。 本篇文章中所謂的“出身”是指一個人出生時社會狀況、家庭情況及社會關系。曹操生活的時代和家庭對他的影響極大，直接或間接的影響著他社會化的全過程。想了解曹操就不能不走進他的家庭和那個紛亂的年代。 （一） 動亂的年代與道德的失范 曹操出生在東漢統治末期那個風雨飄搖的大動亂即將到來的前夜。當時，統治集團日趨腐朽，政治黑暗，宦官、外戚、士大夫交替掌權，社會各集團斗爭異常激烈，經濟凋敝，出現了“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②的“三空”現象，而對羌人的戰爭使兵役、稅賦頻增，民生艱難： 白骨露于野，千里無雞鳴 鎧甲生蟣虱，萬姓以死亡① 沒有一個孩童不渴望在童年里能有美好的回憶：和平的環境，互信的社會，溫暖的家庭和無拘無束的生活。但在曹操兩歲到十四歲的時候，他經歷s的卻是東漢王朝的動蕩起伏：延熹元年（公元158年，時曹操四歲），桓帝糾集宦官單超等人捕殺外戚“跋扈將軍”梁冀，向世人詔告了在強大的皇權面前，外戚權力畢竟是脆弱的；延熹九年（公元166年，時曹操十二歲），桓帝下令搜捕“黨人”，出現了歷史上第一次“黨錮之禍”，但也是“黨錮之禍”使“黨人”的人格魅力打動了當時的每一個士大夫；永康元年（公元167年，時曹操十三歲），桓帝駕崩，外戚竇氏執柄朝政；不久在建寧元年（公元168年，時曹操十四歲），大將軍竇武、太傅陳藩因計劃誅殺宦官之事敗，而慘遭殺害，從此，宦官集團開始了長達二十二年的專權： 若夫高冠長劍，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苴茅分虎，南面臣人者，蓋以十數。府屬第館，棋列于都鄙；子弟支附，過半于州國……構害明賢，專樹黨類。其有更相援引，希附權強者，皆腐身熏子，以自炫達。② 這件事對曹操影響極大，使他認識到了宦官集團的腐朽和丑惡，同時，曾經衣食無憂的家世，成為了最大的心理負擔，他立志走出家庭的黑影，并對混亂的世道發出了“奸邪盈朝，善人壅塞”③的感慨。動亂終于在中平元年（公元184年）開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有組織、有準備的農民起義，也是宗教起義爆發了，起義波及七州二十八郡，堅持了近二十年。而正是這次起義，造就了“非常之人，超世之杰”④的曹操,因為他是“亂世之奸雄”⑤。 自周公制禮作樂直至秦漢（時間斷限甚至可以延至近代）以來，維持帝國的除了軍隊，還有凌駕于法律之上的禮法——也就是社會道德，在道德的控制下，人們可以保持良好的人際關系，正常的參與社會活動和生產、生活活動。但在漢末的亂世中，這種有控制力的道德首先崩潰，其崩潰的標志是以天下為己任的士大夫集團為宦官集團所“黨錮”。從此，人與人之間產生了信任危機，由此擴大為對政權的信任危機，所以人們才會發出“蒼天已死”的悲呼，在爾虞我詐的社會中，人們不得不放下了修齊治平的理想，撿起心術這個武器不求傷人，但求自衛。隨著道德和禮教的淪喪，人與人之間產生了信任危機，人們變得多疑、譎詐、勢利、實用，“在顛倒的世界和混亂的年代中，人們的言論的悖理和行為的道德違反人性，是當然的現象，他們是犧牲者，道德上的失敗者?！雹倏梢?，在整個社會都開始傾向于崇尚實用的大環境下，曹操的這種價值取向完全是時代的需要。而作為時代的選擇，“命世之才” 的曹操必須要有這種反傳統、反道德的實用主義精神，才能控制和引導這些“犧牲者”和“失敗者”，才能在亂世中立足，直至撥亂返正。曹操“寧我負人，毋人負我”②口號的提出，正是這種心態的反映。 任何一個時代都會回過頭來指涉他前面的一個時代，因為那些曾經在它前面的時代之中發揮作用的力量，將在它這里繼續發揮作用；同時，這個前面的時代也已經把為隨之而來的這個時代作準備的各種奮斗過程和創造性活動，包含在自身之中了。由于這個時代是因為前面這個時代具有缺陷才產生出來的，因此，他本身便包含著為下一個時代準備的界限、張力，以及各種苦難③ 在道德的崩潰與社會動蕩的年代，也孕育著人的覺醒——即在懷疑和否定舊有傳統標準和信仰價值的條件下，人對自己生命、意義、命運的重新發現、思索、把握和追求，它恰好成為從兩漢時代逐漸脫身出來的一種歷史前進的音響。這種人的覺醒是在對舊傳統、就信仰、舊價值舊風俗的破壞、對抗和懷疑中取得的。因為目睹了“黨錮之禍”血光的人們終于不得不相信，用儒家的精神已經不能拯救這個崩潰的末世，于是一部分人首先將目光從關注現世轉向了關注自我，關注人生，他們深刻思考了時代與人世，認為傳統已經不可信任，要改變現狀，必須突破傳統、突破陳規，曹操正是他們中的一員。曹操父子破壞了東漢重常倫禮教的價值標準，他們旗下的正始名士進一步否定了傳統觀念和禮俗，雖然有禰衡、孔融、楊修、以及后來嵇康等名士不斷的被殺，但陳舊的禮法畢竟抵擋不住新穎的思想，政治的迫害也未能阻擋風氣的改變。在這個過程中，曹操既是新風氣的代表者，也同時是舊道德的維系者。他代表新風氣，是因為他也同樣意識到道德難以救世；他維護舊道德，是因為他執掌的帝國還在依靠著道德那塊遮羞布，毀掉道德或重構道德，就意味要毀掉那個給予他榮華富貴的帝國，他設計害死禰衡，殺孔融、楊修等名士，不僅只是對政治權術的把握，一部分也出于對就道德禮教的維護。然而在“對酒當歌，人生幾何”①的人生哀嘆下的是“烈士暮年，壯心不已”②的老驥長嘶，他自覺不自覺的就做了舊道德的掘墓人，而他的文化性格由此而長期處于矛盾的分裂中。 這樣大動亂的時代，也是英雄豪杰、風流人物浮沉起伏的時期。因為戰火連綿不斷，皇權的威信又蕩然無存，在這個時代舞臺上的角色，大多不受傳統道德的約束，甚至是趨利赴勢的實用主義分子。他們可以自述胸襟懷抱，慷慨真切，全無腐儒之氣，做起事來，也是酣暢淋漓。在這個時代的成功人士，無論是那個摔了孩子痛哭的劉備，還是那個幾乎快殺光自己子嗣的孫權，大多有點兒痞子精神——反道德、敢冒險。曹操作為時代的選擇，在反傳統、反道德方面走得更遠一點兒是必然的，也是必須的。然而，曹操畢竟是一個知識分子，傳統的教育在曹操心里刻下了深深的烙印，所以無論他多么實際、市儈，都無法泯滅掉他作為知識分子的良知。曹操個人的目標是不斷的成功，最大的攫取個人利益，這是他對自身的渴望，而時代又將他塑造成為一個解救萬民于倒懸的“救世主”，而作為一個“救世主”，在享受權利的同時，又要不斷的盡義務，負責任，做出犧牲，這又使他對自身有無盡的焦慮和憂患。他享受將軍榮譽的同時要盡將軍的義務，他執掌丞相權利的同時又要盡丞相的義務，他在不斷享受個人的成功的同時，都要不斷滿足時代交給他的任務，不然，等待他的只有毀滅。于是，曹操不能克制他心中的渴望與空虛、焦慮與空苦，他攫取和維護個人的權利要靠心術，而為時代盡義務的同時，他的人性又同時得以宣泄，這種讓心術與人性共存，正是張中曉所謂的“偉大的悲劇性格”。 （二）、贅閹遺丑 人，在社會化過程中，家庭的影響是巨大而深遠的，家庭的文化符號給子女的烙印是難以磨滅了。不管曹操如何回避、如何努力改變其自身形象，他從出生開始，就被打上了“贅閹遺丑”①的烙印。“贅”，據錢大昕考證：“漢書如淳注，淮南俗，賣子與人作奴婢曰贅子?！雹凇百槨弊郑匀恢覆懿偈琴樧拥暮蟠伴帯弊郑瑒t是說他是宦官的子嗣。這種罵名對曹操影響極大，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他的性格與價值趨向的形成。 曹嵩身世考 有關對于曹操父親曹嵩身世的考證，有助于我們進一步了解曹操家世淵源，進一步認清這種家世對曹操一生的影響。 史書上關于曹嵩的記載很少,而關于他的出身，用陳壽的話是“莫能審其生出本末 此話有如下兩種可能：一是確實無從考證，二是因出身卑微而以曲筆回護。如果說一個君王的父親的出身無從考證，顯然是不禮貌的，而且陳壽有“良史”之稱，距離曹嵩的生卒的年代又很近，怎么會弄不清？顯然他是用了曲筆。但他用曲筆的原因是什么呢？裴松之注道：“嵩，夏侯氏之子，夏侯?甯浮！雹僖讕菔恰恫藶鞔泛徒斯痰摹妒烙鎩貳? 黎東方先生認為這種說法可疑，原因是“曹操把女兒嫁給了夏侯?畝酉暮銬?。虩狒曹嵩、曹操这一支姓曹的，与夏衡Q媳疚患遙餼臀シ戳送詹換椋ㄓ肫浜笸弦膊換椋┑拇沉恕?。⒄O柘壬岢霾茚允遣芴讜諂潯炯易又噸泄湯吹難擁耐坡邸? 黎先生的設想和推論雖新穎，我卻不敢茍同。首先，“周制同姓不婚，而漢人則不避同姓”， 其“有姻家恒為姻家”。③通過“（夏侯）淵妻，太祖內妹”④和“長子（夏侯）衡，尚太祖弟海陽哀侯女”⑤的記載可知，曹氏與夏侯氏世為姻家，那么曹操嫁女也不值得懷疑。何況，曹操本來就有反道德的傾向，別說是同姓而婚，就算是近親結婚，只要是他需要，也會不遺余力地去做。其次，如果曹嵩是曹氏同族過繼的，那么陳壽就不必使用曲筆。而且，縱觀史料，陳琳的《為袁紹檄豫州》提及“父嵩，乞?雹薜木渥涌芍?，染J親謔壹涔痰幕?，是矒Q崾諶嘶氨?。清代钱椿X吭諂渲鰲敦ザ房家臁分新跡骸安俑羔員鞠暮釷希諧Ｊ灘芴諮??！雹呷纈寫嬉桑馕豢季荽笫ζ窕岱毆?974年以來，亳州市出土的曹氏宗族墓磚中，即有夏侯氏成員姓名在內，從中也可以看出曹氏與夏侯氏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筆者跟據以上材料和 “（夏侯）淵以饑乏，棄其幼子”①的記載認為：夏侯氏世代貧困，時有棄子的情況，曹嵩就是被曹騰所收養的一個姓夏侯的乞兒而已，至于是否是夏侯?氖甯?，恐艗噫是嗡捰抠Zち恕? 從史料來看，曹操從小就很怕他的父親曹嵩，也不太受父輩的疼愛和信任，于是才會有他的叔父總在背后跟他父親講他的壞話，以及他耍小聰明似的欺騙的事。后來在戰亂時，曹嵩攜帶小兒子跑到瑯岈去避難，對曹操的事情不管不顧，也從中可見他們父子的關系并不融洽。當曹嵩因買官事件而遭受世人唾棄時，曹操的心里也由此淤積了一個壘塊：一方面不恥于父親的所作所為，哪個孩子不希望自己從小就崇拜的父親是個頂天立地的漢子呢？曹嵩的行為不僅在曹操的聲名上留下了污點，更擊碎了曹操心目中的幼年偶像；另一方面由于曹操自己是孝廉出身，不僅要因父親的丑行而面對世人的白眼，不能對父親的行為有所指責，甚至要為父親文飾過錯，從此也沒有了自幼立志做到坦蕩君子的士大夫般的自信。缺少家的溫暖和關心的曹操，像個孤兒般地飄來蕩去，沒有嚴夫慈母的管教和愛護，沒有可以傾訴心懷的對象，所有的只是財富和家族勢力的籠罩。面對冷漠的家族和勢利的親屬，生活在其中的曹操又怎么會不變得實用和勢利呢？ 宦官家世 曹操最諱莫如深的末過于他的家世，尤其不愿提及他的祖父曹騰。而這個家世卻如影隨形的伴隨了他的生前身后，罵他的人樂此不疲，就算想為他翻案的人，當寫到他的宦官家世時也多有為難。 東漢之季，宦官們的權位雖然高，也大多都很富有，卻受到世人的鄙視，“古者,君子不近刑人，刑人非人也。身放殛而辱后世，故無賢不肖莫不恥也”。②(① 《三國志·魏書九·諸夏侯曹傳·裴注》 第270頁 ② 《鹽鐵論·周秦》) 雖然曹騰是個聲名較好的宦官，“用事省闥三十余年，奉事四帝，未嘗有過”，①卻難逃“并作妖孽，饕餮放橫，傷化虐民”②的罵名。 宦官集團不同于清流的士大夫集團的是，對于士大夫們來說，“其為學也，則從師受經，或游學京師，受業于太學之博士。其為人也，則以孝友禮法見稱于宗族鄉里。然后州郡牧守、京師公卿加以征辟，終至通顯。故其學為儒家之學，其行自必合儒家之道德標準。即仁孝廉讓等是。”③他們有廣博的知識，有儒學的觀念作為精神支柱，有“大同世界”的彼岸追求，“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一貫之學說，實東漢中晚世士大夫自命為其生活實際之表現”。④而宦官不同，他們自幼出身貧苦，又由于其生理上的缺陷，使他們的性格極度扭曲，除了貪欲幾乎沒有了其他的追求。曹操一來到這個世界，就蒙受著出自宦官之家的屈辱。 曹操實用主義的價值取向就與他的家世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然則當東漢之季，其士大夫宗經義，而閹宦尚文辭；士大夫貴仁孝，而閹宦則重智術⑤ 而且閹宦們本是“聲榮無暉于門閥，肌膚莫傳于來體” 的“刑余之丑”⑥，整日為了生計，不得不趨利避害、茍且鉆營。曹操的祖父曹騰窺得先機，從自身利益出發，說動大將軍梁冀，棄嚴明的清河王不用，擁立昏聵的劉志（即后來的桓帝）；曹操的父親曹嵩就更夸張了，兒子起兵他非但不支持，還領著小兒子跑到瑯邪（琊）去避難，以免被曹操牽連……一家子都是實用主義的高手，曹操從小就耳聞目睹了長輩們趨利避禍的手段，也從父親買官的丑聞中吸取了“慕虛名而處實禍”的教訓。 結 語 筆者認為，闡釋學給我們史學研究提供了一種方法，那就是通過人們心中所都有的對事物的渴望與對事物永遠擁有的焦慮的共通感，給予我們與他人、與古人溝通的條件，構件了交流、體會的橋梁。也許有人對其應用的科學性是懷疑的，也許我對這種學說的認識只是膚淺和皮毛的，但這種方法確確實實教會了我們：如何用心去體會他人，如何用人性去體會歷史。 塵封的歷史中，那個渴望平凡與自由，渴望理解與關愛的曹操，那個焦慮于世俗的蔑視，焦慮于成功危機的曹操，其實每天都活在我們身邊，活在我們的生活里，在這個充滿異化的世界中，他所渴望的，正是我們所渴望的，他所焦慮的，也正是我們所焦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