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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多練習，我覺得要想提高，不一定是再掌握多少單詞，多知道一些技巧，多了解一些文學常識，多理解一些思維方法，多知道一些國外的人文歷史，社會常識也是大有裨益的。這是一篇談思維方法的論文希望能有益處，祝你好運。翻譯思維模式與英漢互譯策略研究的力作 ——讀《翻譯思維方法論》 摘要： 本文簡介《翻譯思維方法論》的內容，指出它的三個特點，認為它是我國翻譯思維模式與英漢互譯策略研究課題的力作，是對翻譯學理論建設的又一重要貢獻。 關鍵詞：翻譯; 思維方法; 英漢互譯 1。0 《翻譯思維方法論》簡介 《翻譯思維方法論》（以下簡稱《論》）為16開本306頁的專著，是韓家權、柏敬澤兩位教授長期以來翻譯理論與實踐研究的新作。全書分兩大部分，第一大部分是宏觀的翻譯理論探討，包括緒論和前四章：回顧與借鑒；英漢對比分析：英漢互譯對策的基礎；翻譯的原則；翻譯：理解與表達的辯證統一。第二大部分包括在翻譯實例中探討微觀的翻譯思維方式轉換方式的后四章：英語比較式的理解與漢譯；英語比較式的理解與漢譯；英語定語從句、狀語從句的理解與漢譯；從思維方法的角度探討若干譯例譯法。《論》各章都有相關研究文獻綜述、理論闡述和和作者的研究結論。它引用了大量的名家名言，并在此基礎上闡述了作者最新的研究成果。全書各章既可以獨立成文，又是一個研究系列，是作者20多年來翻譯教學實踐與理論研究的經驗的結晶。 2。0 《翻譯思維方法論》的特點 2。1 視野開闊，觀點新穎。翻譯學或翻譯理論研究是跨學科多維度的綜合性邊緣學科，它面廣量大。作者認為： 翻譯是在兩種不同語言之間進行的互相轉換的以傳達意義為目的的一種言語、文字行為，亦即從原文進入譯文的一個過程，成型的譯文則是翻譯的終端產品。從具體的翻譯行為來看，翻譯的過程實際上是譯者依據原文充分發揮個人抽象思維和形象思維的一個過程，是譯者學養或造詣的一種綜合表現，它同時也反映了譯者對原語和譯入語的感悟力和審美經驗。探討翻譯的原理性問題，若能從語言認識和語際交換的思維規律入手，比較兩種語言的異同，分析人腦思維在雙語轉換中的運作機制，將會對翻譯實踐產生宏觀的指導意義。 這是在前人研究基礎上的理論升華，是作者翻譯研究視野的新穎性和開闊性的具體體現。 中西思維模式的比較研究是老課題, 也是新課題。嚴復、林語堂、季羨林等不少中外專家學者都有過不少零碎但精辟的論述。“思維方式是溝通文化與語言的橋梁……思維方式的差異, 正是造成語言差異的一個重要原因。語言的使用體現思維的選擇和創造; 翻譯的過程, 不僅是語言形式的轉換, 而且是思維方式的變換。要研究語言的特征及其轉換, 要研究語言與文化的關系, 必須深入研究與語言和文化均有密切關系的思維方式。”（連淑能，2002：46）近年來，翻譯思維問題引起許多人的極大關注，思維方式與翻譯策略探討的論文也不少見。 “作為兩種語言的藝術, 翻譯是沒有固定模式的。翻譯時涉及到的因素很多, 必須從文體、上下文等全面考慮。但是, 從思維方式的角度來分析原文和處理譯文, 就會使思維轉換的明晰程度增高, 無疑為譯者開辟了一條可靠的途徑。”（王玉章，2001：48）《論》給我們提供一個全新的翻譯學研究視角，富有開拓性，很有挑戰，這樣的專題專著筆者卻很少見到。 2。2 翻譯研究理論有深度。《論》內容覆蓋面廣，可謂博采眾議，博古通今。它涉獵翻譯研究與實踐的方方面面，涉及了相關學科的理論知識，如哲學、心理學、思維科學、語言學、符號學、邏輯學、文藝學、闡釋學、美學等等。以第二章為例，作者從哲學和語言學角度討論英漢語言的異同。它對名詞、動詞、代詞等8種詞類進行了英漢構詞對比，并得出了5點結論（見第45-47頁）；英漢表意賦形的對比研究概括了6個方面的理論觀點（見第49-53頁），英漢民族思維異同的對比頗為具體，這使筆者對英漢語言的異同及英漢民族思維的異同有了更深刻的了解。而這樣探討對我們進一步研究英漢互譯實踐中的思維和對策無疑大有裨益，也是整個譯學深入研究的現實需要。這正印證了劉宓慶先生深有遠慮的譯學觀點：“翻譯學之研究思維問題，既是為了提高翻譯理論水平及科學性的需要，又是提高翻譯者智能和素質的需要，因為翻譯是一項高智能的思維科學形式和藝術再創造活動。”（轉引韓家權等，2003：75） 又如，《論》第二章第三節從心理學角度討論語言學習的一個重要問題——“語感”。何為語感？作者認為： 語感是內容非常豐富、結構非常復雜的感性復合體，它包括詞義感、語音感和形象感三大類，這也正像直覺思維形式也包括聯想、類比、想象、靈感、頓悟等多種思維形式一樣，它們下屬還有多種語感形式。若論及翻譯，它還應包括雙語的語感同異感。在翻譯過程中，掌握和運用語感十分重要，這樣可以幫助解決對原文本理解和對譯文的表達中的許多問題，或者說是那些不需也不便用抽象邏輯思維去解決的問題。另外，如同思維一樣，作為心理現象的語感，它們都具有明顯的心理特征，一是它們并非與生俱來，天生就有，而是后天獲得的，是后天培養和訓練得來的；二是它們也不是萬能的，如所謂的萬應靈藥一般，可以包醫百病，就是說它們并不能解決翻譯中的所有問題（這正說明為什么我們翻譯時還要進行邏輯思維和形象思維的原因）；三是盡管它們在運用過程中常常會給人一種“暮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欄柵處”的感覺，似是有一種瞬息突發的感覺，但它們的形成決不是即時的、短期的或是自發的，而是需要經過長期的、與個人的翻譯活動相應的實踐體驗才能逐漸形成的。 這樣的理論闡述抽象又具體，入情入理，說服力強。 2。3 翻譯理論與實踐有機結合。《論》的突出特點之一是理論聯系實際。一是將思維科學、心理學、哲學和語言學的多學科的最新研究理論成果聯系翻譯研究的實際；二是翻譯研究的理論成果聯系翻譯實踐活動的實際。僅從《論》后四章題目——“英語比較式的理解與漢譯”，“英語比較式的理解與漢譯”，“英語定語從句、狀語從句的理解與漢譯”，“從思維方法的角度探討若干譯例譯法”看，我們便察覺到作者一貫強調“翻譯實務和理論研究相統一” 的鮮明立場。 《論》著重討論語際轉換中譯者應取的思維方式、思維層次和思維角度等一系列問題。對于從事翻譯事務的人們應該如何運用抽象思維、形象思維、靈感思維或直覺思維來解決翻譯中可能遇到的問題，作者本著務實的原則，針對一些英漢互譯中的語言現象，提出一些英漢互譯的對策，作出有針對性強、比較明晰的理論闡述。例如，第四章“翻譯：理解與表達的辯證統一”在大量的英漢翻譯實例（見128-196頁）中，討論詞（語）、句子和篇章三個層面上翻譯過程的理解與表達問題。它探討了詞（語）的基本意義和搭配意義，也討論了如何解析原文的句子（主要是含各種修辭格的句子）結構、信息組合以及譯文句子的構建問題。它還從具體的語篇中句子與句子、語段與語段之間的內在語義聯系和邏輯聯系的角度，探討了語段、語篇翻譯時必須要注意的一些問題及應對策略。而這三個語言層面上的理解與表達問題，正是人們進行翻譯時必須認真解決的最根本、最復雜、最棘手的問題。這樣的配例闡述對翻譯教學與實踐具有實際的指導意義。 《論》還指出，詞（語）、句子、語篇（含語段）三者之間有著相對獨立又相輔相成、密不可分、對立統一的辯證關系，所以我們在翻譯活動過程中，必須注意從不同的角度來對它們進行綜合的考察和分析，既要注重詞（語）在句子翻譯、語篇（含語段）翻譯中的微觀基礎作用，也要牢記句子、語篇（含語段）對詞（語）基本意義具有宏觀調控的指導性作用。句子與語篇（含語段）之間的相互作用情況亦大致如此，同樣需要我們從兩個相向的不同的角度給予注意。抓住了語言層面的這些最基礎、最核心的問題，那么其它方面的諸多問題（如把語言作為其載體的文化、文體、學科專業等方面的問題），就有了解決的共同依據和共同基礎，翻譯中的一切理解和表達問題也都終將得到令人滿意的解決。 3。0 結語 翻譯思維研究是個全新領域，涉及面廣而深，可變因素多，作為翻譯思維方法與英漢互譯策略的開新之作，《論》難免也有一些有待深入探討的地方。譬如，《論》關于英漢民族思維的異同點的討論可以更深入，歸納出一些更具體的思維特點來，這樣做或許對翻譯實踐會有更強的指導意義。譬如，連淑能（2002：40）指出，中西思維方式有差異，主要表現為如下10對基本特征, 他們互相聯系、互為因果。1、倫理型與認知型；2、整體性與分析性；3、意向性與對象性；4、直覺性與邏輯性； 5、意象性與實證性； 6、模糊性與精確性； 7、求同性與求異性；8、后饋性與超前性；9、內向性與外向性；10、歸納型與演繹型。他（1993）還從“綜合語與分析語”、“聚集與流散”、“形合與意合”、“繁復與簡短”、“物稱與人稱”、“被動與主動”、“靜態與動態”、“抽象與具體”、“間接與直接”、“替換與重復”10個專題出發, 闡述“英漢的語法特征、表現方法、修辭手段、思維習慣、語體風格、翻譯技巧以及某些文化因素”等問題。這些中西思維方式、語言文化的差異在英漢互譯實踐中都有較多體現，這樣的對比分析給人流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又如，漢語行文說話特別喜歡聯對作偶，而英語就沒有這樣的習慣，這或許是“復式思維”與“線性思維”使然，我們可以深入探討其深層的思維方式的差異。但總體來說，從內容到形式上，《論》對翻譯思維方法進行了綜合概述和認真梳理，視野開闊，觀點新穎，理論濃厚，開拓性強，緊密聯系實際，不失為翻譯思維模式與英漢互譯策略研究的力作，是對翻譯學理論建設的又一重要貢獻。參考書目 [1]韓家權、柏敬澤。 翻譯思維方法論[M]。 大連：大連出版社。2003。 [2]連淑能。 英漢對比研究[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3。 [3]連淑能。 論中西思維方式[J]。 外語與外語教學。 2002(2):40 – 46。 [4]王玉章。 關于思維方式與翻譯[J]。 外語與外語教學。 2001 (3):45-48。——本文已發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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