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幾種分法并且依據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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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起明代高??四唐說的中唐，向來一概視“白元”、“韓愈”、“劉柳”諸大家為其代表詩人。然而，照這種分期法的創始者嚴羽所說，唐詩還可以分為五期，相當于中唐的時段被劃分為“大歷體”和“元和體”。“元白”等人代表元和體，而不代表大歷體。在后代，獨具特色的元和體專被視為中唐的代表，而乍一看不太顯眼的大歷體的詩人則有被忽視之嫌。因此，如果不是從總體上把握應稱為中唐前期與后期的“大歷體”和“元和體”的話，就不能全面地理解它們，也很難正確地加以說明。這一點作為唐詩研究者的共識，近年來被強烈地意識到，考察一下國內外的研究狀況就可以了解這一點。例如傅璇琮《唐代詩人叢考》（１９８０）所收的詩人八成是大歷詩人，劉初棠《盧綸詩集校注》（１９８９）、王定璋《錢起詩集校注》（１９９２）、賈晉華《皎然年譜》（１９９２）等成果相繼問世，也是很好的例證。個別研究不用說是重要的，但要理解大歷體僅此還不夠。因為不同于元和體，大歷體的物質從哪方面說都是內在的，并且大小群像錯雜。而這一點，在大歷體的總體把握上彼此都有欠缺的遺憾。足以彌補這種缺陷的醒目的論著，是蔣寅的《大歷詩風》。該書提出的問題、視角及研究方法，不僅對以后的中唐詩，就是對整個唐詩研究也大有裨益。無視該書的成果，看來是無法做進一步研究的。 本書的結構為正文九章，未附錄“大歷詩人名錄及作品數量”、“大歷詩研究參考文獻一覽”、“征引書目”，提供了有關大歷詩的基礎資料。特別是文獻一覽，眼界開闊，十分可貴地勾畫出中國的研究現狀，日本的研究成果在正文所列舉之外，也相當地吸收了。我一直對建立在中國研究方法上的日本中國學之存在抱有懷疑，故在此意義上我實在是感到驚異和新鮮。 正文的第一章到第四章，即“從《河岳英靈集》到《中興間氣集》──由唐人選唐詩所作的抽樣分析”、“氣骨頓衰──時代精神的變遷”、“時代的偶像──大歷詩風與謝?I”、“主題的取向”，可以說是從外部特征的客觀狀況考察大歷詩的文學史位置與特質。尤其第四章還詳述了六個主題。在此被抽出的大歷詩的特質，在后半第五章到第八章，即“時間與空間”、“感受與表現”、“意象與結構”、“體式與語言”中，成為闡明可以說是內部特征的詩人內心世界與文學的關系時重要而且是基礎的視點。第九章“大歷詩風的內涵及大歷詩的地位”敘述了文學史上的影響關系和對大歷詩的評價。 第一章通過選集編者的眼光，探索從盛唐詩到大歷詩的變化。由《河岳英靈集》可窺見的風貌，作者指出了自由昂揚的時代精神、內容與表現技巧相適應的渾成美、被以“奇”來評價藝術上的獨創性。他在對盛唐詩的思考上揭示，殷所說的“風骨”不是漢魏本身，而是繼承建安的才情與任氣、認為憑自己的信念可以實現一切的剛健風格和自信。另一方面，對評說大歷詩風的《中興間氣集》，他強調如下幾點：盛唐詩的特征“風骨”、浪漫詩風的騷體以及內容與表現之和諧所醞釀出的“遠韻”消失了，而被元結否定的齊梁詩的“形似”和婉麗卻得到好評。由此勾勒出雄渾而活躍著想像力的盛唐詩到寫實而且現實性很強的纖細的大歷詩之間的變遷軌跡，作者這基于現代批評方式的視點與方法是妥當的。書后半部的展開，就是通過與盛唐詩的比較來闡明大歷詩的特質的。在這個意義上，這是決定作者基本視角和方向的一章。殷璠于盛唐詩所見的風騷兩體，騷體不久就衰頹了，于是以風雅為中心的風體代之而受到注目。高仲武的議論雖有所保留，但從中仍然可以看到這一點。這是不同于向來直接于六義尋求元結之推尊風雅的論斷，值得注意。因為這可以說是更符合時代的看法。 第二章承前章從詩人的精神狀態及立場來概述時代精神的變遷。作者雖未明言，但他對“大歷詩風”的把握本身多據嚴羽所說，將對盛唐詩很高的肯定評價作為前提，則是不言而喻的。當然，作者在各章評價了大歷詩的獨特性，然不無在“盛”“衰”對峙的價值框架中進行比較之嫌。因為，在何處比較什么，乃是比較研究的核心，而對兩個比較對象的比較應是均等進行的（不是說敘述的繁簡）。書中對大歷詩批評性的考察，在論盛唐詩時卻往往被省略。對著者顧慮的比較分析一無所知就這么說，是鑒于評者認為本書的注文之多蓋因于此。 第三章論述大歷詩人心中崇奉的偶像謝?I。相對于被李白目為“清發”、又被目為“清麗”的謝?I的審美意識和詩風來說，著者更重視其處世觀。他在謝?I身上看到使政治社會里入世的愿望和隱逸的欲求統一起來、作為調和觀念與現實生活之方法的半官半隱的“吏隱”。此外，他還舉出“友情”、“鄉愁”作為謝?I的主要文學傾向，與山水詩一起指出其與大歷詩的相似，從中找出思想感情及生活態度的類型。這一章在書中占有極重要的位置，它在邏輯結構上成為第四章中“隱逸的旋律”、“自然的新發現”兩節的前提。在此被提出的問題的意義與評者思考的問題所在，下文還要觸及。我想先提一下的是，書中屢屢論及而且是很重要的術語“吏隱”，定義并不明晰。全書各章確實是在與盛唐詩的比較上進行了精致的檢討和考證，可是關于處世觀卻沒有從初盛唐時期到大歷時期的歷史考察，“吏隱”是個極突出的例子。著者引證的大歷時期的“吏隱”之例，與初唐時期的用例是有些差異的吧？而且，大歷詩人本身的“吏隱”顯示出的意味，現在也要稍微嚴密些地加以定義。我想，如果從唐代處世觀的推移中提出問題的話，會有增強說服力。同時，作為謝?I的形象總體的評價，如何異于盛唐詩，也是需要言及的一點。 第四章分析大歷詩人的主題取向，闡明其獨特性。唐詩里的各種主題，可以說已大致盡于盛唐詩中，藝術成就也達到很高水準。大歷詩的主題，相對來說集中于有限的幾個方面。首先是作為時代精神背景的“迷惘和反思”，然后是傳統主題在大歷時期的獨特展開，如“衰老的感嘆”、“孤獨與友情”、“鄉愁羈恨”，最后是呈現新發展的主題，如“隱逸的旋律”、“自然的新發現”，作者逐一進行了分析。 對衰老、孤獨、鄉愁旅恨這些人生隱翳濃密的部分抱有關懷，熱衷于歌詠，是大歷詩的特色。那么，其動機與指向性該向何處尋求呢？前者如作者所指出的，起因于喪失了理想與希望、而新規范尚未顯示的迷茫的不安和憂愁。可由這主題的傾向又可以窺見什么呢？所謂內省的，照我看來就是用這種懷疑的眼光所顧自我的存在。一個時代終止的事后感、終結感的自覺、被拋入朦朧之中的感覺、不可歷時性地、共時性地聯系起來的焦躁等，在為尋求應有的“自我”而徘徊。這不也可以視為朝向新規范的自我意識的征兆嗎？作者說大歷詩人的自我意識被限定，所以不是真正的自我意識，可是處在物我相關中的自我意識本來不說是相對的東西嗎？ 本章的論證，重心放在作品的鑒賞分析，其審美眼光非常出色。并且由此敷衍總體論旨的力量也有卓越之處。如“鄉愁羈恨”中有一段論述盛唐詩與大歷詩的情感方式，在孟浩然《宿建德江》與張繼《楓橋夜泊》的比較上，論述了張詩的特征：“同樣是愁，在這里就得到了環境描寫的細微烘托和夜久不寐的具體表現，如果說此詩前兩句在時間上有個跨度，那么后兩句又將感受在一個具體的時點上加以深化：夜深月落之時，山寺鐘聲斷續飄來，舟中不能成眠的旅人聽了正不知是什么滋味。詩人那欲言不言、潛沉含蓄的情緒體驗全在這聲色交融的夜景中微微波動著，敏銳得令人心顫。這情緒體驗一開始就與外物對視著，并且其持續的心理歷程始終保持著內在的流向。“愁眠”之愁既非由凄涼之景引起（倒不如說凄涼之景是愁眠的觀照），也沒凈化在外物中，它只能在外物變換著的刺激下、壓抑下愈益加深內省的深度。敏感而內省是大歷詩人的心理特征，也是大歷詩的性格。” 第四章后半的兩節，是顯示出新發展的主題，也可以說是本書內容的核心。作者在前章基于謝?I“既歡懷祿情，復協滄州趣”之句，將其作為大歷詩的先聲，與東方朔的“朝隱”、白居易的“中隱”同一視之。這明顯是性急的邏輯。“朝隱”出于炫奇的揶揄，可先不論；元和以降的“吏隱”不是應該在大歷詩的展開上把握嗎？看來由于對“吏隱”要領的榫和定義稍微暖昧，就將其混為一談了。作者所謂半官半隱是指的什么呢？如果是指處于官位卻想著隱逸，那么在初盛唐時期就已有類似的意識；如果指吏與隱的中間立場，那也同樣有“若人兼吏隱，率性夷榮辱”（李嶠）、“非隱非吏晉尚書，一丘一壑降乘輿”（劉憲）及杜甫等的先例，看不出與大歷詩有什么差異。我想，初盛唐時期的“吏隱”觀并不包含著的深刻的矛盾沖突、似是而非的東西，大歷時期在沖破出處退之矛盾局面一點上可以看到它的獨特性。在這個意義上，陶淵明的行藏不會成為大歷詩人處世的楷模，評價也可以說很低，而韋應物的陶淵明觀就是不可忽略的了吧？作者舉出“郡齋詩”作為韋詩的特色，可由于“吏隱”的要領不確定，就留有不問其裨的遺憾。對隱逸的追求，誠如作者所說，是與絕望失落感為表里的，可應有的處世觀的摸索只是從生活的需要中產生的吧？他們不是一方面強烈地感到傳統的處世觀不可依據，一方面又希求取代它包裹自己的世界呢？大歷詩中處世觀的展開，實在是一個很重要的視角，作者提出“吏隱”的問題，真是極為可貴的。之所以這么說，是我認為在處世觀的歷史變遷上，這是個劃時期的問題，與詩人的世界觀與自我意識有著深刻的關系。 關于自然，作者概括說大歷詩的山水是心中的風景，而盛唐是眼前的風景。他認為，由于是寫心象的風景，即使詠歌北方的景物基本上也與南方沒什么區別。安史之亂后僧人駐錫之地大都轉移到江南，由此來看，作者說與南宗禪（尤其是洪州禪）有關也是可以理解的，同時其間文人與緇流的交游易釀成獨特的風氣和詩風也是不容忽視的。盛唐詩輪廓鮮明的描繪突兀雄大的景物，大歷詩則層次細膩地描繪卑近的自然，這一卓見除作者所說的心理反映外，不是由于華化華南風光根本的不同嗎？雖缺乏變化但很穩定的風景，不是所看到的自己的世界嗎？在南進的歷史中新發現江南之美的謝?I，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才成了大歷詩人的楷模，使大歷詩帶有“形似”的傾向。皎然對江南詩人的批判，不也指向那存在于南方的矜持嗎？看到什么也就是如何表現。朦朧化、暖昧化是一種審美意識的表現。 從以上主題中抽繹出的大歷詩特征，如“衰老的感嘆”中提出的平淡的追求和意味深長的獨特風格，“孤獨與友情”中提出的時空意識的視點，“鄉愁羈恨”中提出的寫實性的傾向，“自然的新發現”中提出的物我關系和詩人的觀照方式等，都成為書后半部的視點。 在第五章的“時間：歷史與現實”一節，作者說大歷詩人不能超越瞬間經驗而與宇宙的生命律動、歷史的時間韻律共振，所以就很少有真正的自我意識。可即使是被限定的時間意識與對象，在主客相互關系上產生的對客體的認識與觀照，不也離不開自我意識嗎？類似的例子是，在“主體：彼岸與此岸”一節中作者指出，相比擴大到超越現實的理想世界領域的盛唐詩來，大歷詩缺乏想象力被限定在知覺的范疇，缺乏對人生對世界的思索。這同樣也不能讓人感到妥貼。總之，我想這是程度的差別，而不是質的差別。這可以看作是前面說的比較論上的微瑕。因為只有有自我意識才產生自覺的文學變革和理論化，作者自已在次章關于想象性也是這么認為的。不肯定“個體”意識與獨自的世界觀的存在，要說明包括大歷體的中唐，是不會有什么結果的吧？ 第六章是與事物有關的感受性和表現的問題。作者先提出一個通代的概觀：先秦到漢代是“感事”，魏晉以降是“感物”，然后指出盛唐人雖排斥六朝詩，但在“感物”一點上卻沿襲六朝，到大歷詩再返回到“感事”。這一視點是嶄新的。又“表現與動機”一節提出，到大歷時期主觀與客觀的融合，中國古典詩歌的基本性格“情景交融”出現。這一結論也是極為寶貴的。在“情景交融的歷程”一節，作者舉出天臺宗與南宗禪為其契機。而大歷詩在寫作動機上推動了隨機性與偶然性。從而產生“取境”的要求。果然是這樣嗎？“意境說”說的取境，是瞬間于客觀存在觀照心，而不是以描寫固定的心為目的。將心作為理應如此的和固定不變的東西來把握，將招致主客分別、束縛，在禪是被嚴厲否定的。提倡頓悟的南宗禪六祖慧能的言論《壇經》也說：“道須通流，何以卻滯。心不住，法即流通，住即被縛，”“念念時中，于一切法上無住。一念若住，念念即住，名系縛。于一切法上念念不住，即無縛也。”認為盛唐詩一方面憑“感物”，一方面也重視興會的主張，恐怕是嚴羽的影響，而嚴羽則司空圖之說者多。司空圖又據“王韋”標榜己說：“然直致所得，以格自奇。”這樣看來說不能一概否定大歷詩的隨仙性、偶然性。皎然提倡“天機”、“神授”，不也視它們為意與境結合的契機嗎？本章的論旨看來是圍繞著“意境說”展開的。作者的論證稍為婉曲，一瞥魏晉玄學上的言意之辨，將六朝至元和時期的議論收入視野，如果在論述之初將“意境說”的內涵加以定義，“情景交融”的歷程就會更完整地呈現出來了。還有，由于論證的過程專沿著天臺宗與南宗禪的佛教話語展開，文人認為的交融的本末不是由文學作品來例證，就使本章相比它章給人理性的感覺。 第七章分析詩人選擇的“物象”。作者在陳植鍔提出的“描述性意象”、“比喻性意象”、“象征性意象”上補充了“暗示性意象”，從具體性、個別性、靜態性、揭示性等特征揭示出單純意象的問題。大歷詩在以獨特的白描手法更新意象的同時，由于本來詩境就淺薄沒有含蓄，象征意象就作為一種補充發達起來。這是一個值得傾聽的觀點。但是，“意象的性狀”一節作者引“一葉落”的表現，認為將日月推移的感觸集中于一片樹葉來體認，乃是極具體的。這個例子不可以說是屬于象征嗎？聯系前章“移情、象征、烘托”一節指出的象征的俗套化傾向來看，被視為具體性敘述的表現有不少不是已成為象征的意象了嗎？所謂分析同時意味著細分化，意象具有的多義多樣性在強調具體性之余不免被舍棄，這也是應該留意的。作者接著指出了意象的靜態性。其中他將青與白的色彩比視為大歷詩人的特色。然而，這種好尚在盛唐詩中也普遍可見，看來不能說是大歷詩的特征嗎？并且那有“很容易造成靜態的外觀呈示的效果”的作用嗎？文學里色彩的相位真像作者說的那么載截嗎？這都是需要推敲的。作為靜態性的特色，“時間意象的空間化”舉出“處”“時”二字并用的例子，論證不僅用空間形象顯示特定的時刻，將動作性強的行為分解、顯示為靜態的畫面，還著眼于持續性，要限定在特定的場合且具體地呈示出來的宗旨。這與下一節“意象結構與表述結構”揭示的大歷詩意象構成方式──平列式及醉心于局部表現而忽視整體美的特點，對考察后世的發展來說都是有意義的概括。 第八章“體式與語言”通過前章考察的主題、結構、表現來論述第一章概評的形式方面的特征。對大歷詩來說，五律是適合的體式，此外，古詩有律化的傾向等也是值得注意的結論。其中作者雖舉出白描的長處，但與如何描寫如何安排典故，同樣，不僅說沒有假托和比喻一點需要仔細分析，“清空”、“淡凈”的風氣是如何形成的，也都有探討的必要。因為這與前一節談到的意象的“虛化”相似，是在思考大歷詩的審美意識上不可或缺的論點。“語言的風格特征”一節，首先說明盛唐詩如一座雄壯的建筑物在前，大歷詩只能在門窗墻籬的細部雕琢上下功夫，然后舉出其三點特征：清新風格的追求，語句雕逐帶來的表現力的增強，“平易流利”的傾向。本章中對五律頷聯用流水對或“不對”這中晚唐趨勢的平淡的揭示，還有關于聯綿詞單用的評價等，如實地反映了作者賅博的聞見與敏銳的鑒賞力。 如果說在國威高揚、版圖擴張的開元天寶時期，盛唐詩挾時代的風潮具有萬般外向而且高昂的氣概，那么瀕于危殆的戰后的詩人們溺于內向的而且消沉的風潮也不是沒有理由。照此說來，時代是由“擴散”走向“收斂”，擴散的盛唐詩受到好評，收斂的大歷詩的獨特性也同樣應該被闡明、被評價，這是不待言的。本書正是在此意圖上嘗試了對大歷體的總體把握。總論由基于精致的分析和理論的分論支撐，而分論又為豐富的知識和周到的基礎研究所證實。投向作品的出色的鑒賞眼光和對理論的演繹能力，大體解救了易落于理之弊，隨處可見的卓拔的啟發和洞察力，讓人見出作者豐富的見識。 這樣，一面將目光投向現實，反省自身，一面探索著新的發展的群像，就在讀者的眼前浮現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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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樓上的答得非常詳細了~~都可以交論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