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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其有馀不足，則知貴賤。” 這段話的意思是：怎樣才能知道哪些貨物會漲價和哪些會落價呢？只要看這些貨物的數(shù)量多少，或者說要看哪些過剩和哪些不足就可以知道其價格漲落的情況。用今天的話來說，這里的“有馀”就是“供過于求”，這里的“不足”，就是“供不應求”。供過于求則價格必落；反之，則價格必漲，這正是商品經(jīng)濟條件下的物價規(guī)律。“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 計然的這一理論思想表明其還能以辯證的思想去觀察物價漲落的奧秘，“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理論的意思是說，漲價的貨物，漲到一定的程度，就會向其相反的方向發(fā)展，反之亦然。“賤買貴賣，加速周轉(zhuǎn)。” 計然七策，十分注重掌握市場變化的趨勢，根據(jù)需求變化確定價格，加速資金的周轉(zhuǎn)，“賤買貴賣，加速周轉(zhuǎn)。”是其主體經(jīng)營思想。“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 計然還告訴治國者或者商人在明白“物以稀為貴和物極必反”等規(guī)律基礎上，要善于運用這些規(guī)律，大膽地作出決斷。即當貨物極貴之時，要能當機立斷，把貨物看成糞土一樣盡可能地拋出；反之，當貨物極賤的時候，要把貨物看成珠玉一樣盡可能地購進“旱則資舟，水則資車。” 這里的“資”，是需要和購買的意思。這句話的意思是說：天氣干旱，出現(xiàn)旱災時要購買船只，當出現(xiàn)洪澇災害時要購買車輛。為什么干旱會需要船只，有水災反而需要車輛呢？從表面上看，好像與現(xiàn)實需要是相反的，是不切實際的經(jīng)營思想，其實并非如此。因為天旱之后，可能會出現(xiàn)洪澇；洪澇之后也可能出現(xiàn)旱災，都需要早作準備，以防不測，不要只看到眼前的旱災和水災，而要作好旱災之后有水災和水災之后有旱災的準備工作。以上僅僅是計然七策的主要思想，其他還有很多哲理在歷代的著名古籍如：《史記·貨殖列傳》、《續(xù)博物志》、《太平御覽》、《開元占經(jīng)》、《齊民要術》等中均有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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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４９３年?周敬王二十七年前后，越王勾踐因?qū)菄p率用兵，終招亡國之禍，后幸賴大夫文種與范蠡謀劃奔走，才得以起死回生，并完成了興越滅吳的大業(yè)。后人對這段歷史及越王勾踐和范蠡的事跡知之甚詳，幾近家喻戶曉，而關于文種，雖然許多史書對其均有記載，但都沒有把他放在歷史的應有地位，甚至還因史實的張冠李戴，在很大程度上把他給湮沒了。 越滅吳后，文種居越而為越王勾踐所殺，范蠡去越奔齊而幸免于難。范蠡決心離越到齊去經(jīng)營產(chǎn)業(yè)時曾說過這樣一番話：“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于國，我欲用之家（《史記·貨殖列傳》）。”那么，被范蠡推崇備至、已經(jīng)在越國復興中獲得成功、且又被他應用于經(jīng)商治產(chǎn)業(yè)的“計然七策”到底是一種什么理論？這個理論的創(chuàng)造者——計然到底是一位什么人物？這一切直到現(xiàn)在還是個沒有解開的謎。 計然是一位歷史上的真實人物，這似乎是不成問題的。關鍵在于能不能把他從歷史的塵封中發(fā)掘出來。查《史記》、《國語》等書，可知幫助越王勾踐復國滅吳的重要人物除文種、范蠡外，還有大夫舌庸、苦成、皋如、逢同、柘稽等人。關于舌庸、苦成、皋如，《史記》中沒有提到，《國語》中也只是露了一下名字，倒是《吳越春秋》中稍有一些記載，但沒有留下什么重要的事跡，所以他們都可以排除在外。稍有較多事跡的是逢同和柘稽。 柘稽的事跡在《越王勾踐世家》中也只提了一筆，即越王“舉國政屬大夫種，而使范蠡與大夫柘稽行成，為質(zhì)于吳，二歲而吳歸蠡”。 關于究竟是誰到吳國去做人質(zhì)的事，司馬遷的記載與《國語》、《越絕書》、《吳越春秋》等書均不一致。那些書中均言勾踐與范蠡去做人質(zhì)，三年后才被吳王放歸，并且都未提到有叫柘稽者也在其列。這不一致的記載應該相信哪一家的呢﹖在我看來，《國語》等書的記載是對的。 既然如此，那么陪同勾踐到吳國去的人是誰呢﹖是范蠡，這是所有史書都肯定的，基本無可懷疑。那么是不是還有一位叫柘稽的人也在陪臣之列呢﹖其他史書均無記載，所以《史記》的記載就值得懷疑了。一般來講，在這種情況下，不是越王本身就是越王的嫡子方才有作為人質(zhì)的價值，若越王不去，派兩位大夫去做人質(zhì)于理也說不通。 其他史書中均無關于柘稽的記載，但在《國語》里卻有關于另外一個人物的消息。這個人物叫諸稽郢，是一位非常能干的外交家。在越王被困于會稽之時，他曾二度被派遣出使吳國，說服吳王，保全了越國?參見《國語·吳語》。這個記載與《史記》完全相同，只是說服吳王的說詞與《史記》和《國語·越語上》略有些出入。 其實只要我們聯(lián)系各種記載作一綜合思考，就可以看出，《史記》中的“柘稽”，就是《國語》中的“諸稽郢”。“柘稽”與“諸稽”實乃同一個詞，“柘”、“諸”古音相通，都讀作近于“直”的音，而相互假借。另外，“諸稽”即“諸暨”，就是今天浙江省諸暨市的諸暨。更有趣的是“郢”不就是“然”字的一音之轉(zhuǎn)嗎﹖如果丟掉前邊的“柘”或“諸”，那不就是“計然”嗎﹖“稽”、“計”同音，“郢”、“然”一音之轉(zhuǎn)。所以“諸稽郢”應該就是“諸暨然”。司馬遷稱之為“柘稽”者，實乃就是“柘稽然”或“柘稽郢”，顯然，這個地方脫落了一個“郢”或“然”字。當然，這是司馬遷的責任，還是后世傳刻過程中的錯誤，就不得而知了。但有一點可以肯定，“柘稽郢”就是計然，計然也就是文種。 再看柘稽郢或諸暨郢，這個名字還有些問題。諸暨是當時的越都，郢是當時的楚都，用兩個都名合為一個人名，看來有些奇怪，所以“郢”的本字應該就是“然”。計然的正式稱呼應該叫諸暨然，叫“計然”者顯然是丟了前邊的“諸”字，是錯誤的。名字被人稱呼為諸暨然，說明文種就是諸暨人。然字是其名，字文種，至于他姓什么，還不得而知。肯定當時人以諸暨然或文種稱呼他是很普遍的。 還有三條證據(jù)可以說明計然就是文種。 其一：《國語·越語上》開篇載云：“越王勾踐木妻于會稽之上……大夫種進對曰：‘臣聞之賈人，夏則資皮，冬則資纟希，旱則資舟，水則資車，以待乏也……’”這段話與《貨殖列傳》中計然的“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的說法如出一人，這難道是偶然的巧合嗎﹖絕不可能。可見計然、文種實為一人。 其二，《史記·越王勾踐世家》載越王勾踐將殺文種時這樣寫道：“人或讒種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劍曰：‘子教寡人伐吳七術，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子為我從先王試之。’種遂自殺。”聯(lián)系到范蠡說的：“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這不又一次證明計然就是文種嗎﹖計然、文種應為同一個人，“計然七策”實際應叫“諸暨然七策”或“文種七策”才是正確的。 其三：《國語·吳語》載，越王派諸稽郢到吳國去媾和，伍子胥堅持要滅越國，他諫吳王說：“不可許也。夫越非實忠心好吳也，又?無非攝畏吾兵甲之強也。大夫種勇而善謀，將還玩吳國于股掌之上，以得其志。”從前讀到“將還玩……”時，總不得其解。當把諸稽郢和文種看成是一個人的時候，便恍然大悟了。原來“將還玩……”的正確行文和標點應當是“還，將玩……”。伍子胥說得很明白，若是等大夫種返回越國，就會把我們吳國弄到手里，任其擺布了。可見這位出使到吳國的諸稽郢，就是大夫文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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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然，本是春秋末期晉國的一個智謀奇才。此人游歷吳越，便收了個叫做范蠡的布衣之士做學生。這范蠡后來便成了越國上大夫，輔助越王勾踐復仇滅吳而成就了一代霸業(yè)，后來飄然隱退泛舟湖海，于陶地以“朱公”名號染指商旅，不到十年竟是富甲天下，被商旅呼為陶朱公 。這《計然書》，便是范蠡隱退后輯錄老師計然之言論，并參以自己見解所成，全書七策八千余言，說得便是一個致富術。富國富人，字字精到，天下商旅呼之為“絕世富經(jīng)”，名士則稱之為“計然七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