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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代頻繁的旱災中,最大、最具毀滅性的一次,要數光緒初年的華北大旱災。 這次大旱的特點是時間長、范圍大、后果特別嚴重。從1876年到1879年,大旱持續了整整四年;受災地區有山西、河南、陜西、直隸(今河北)、山東等北方五省,并波及蘇北、皖北、隴東和川北等地區;大早旱不僅使農產絕收,田園荒蕪,而且。餓殍載途,白骨盈野”,餓死的人竟達一千萬以上!由于這次大旱以1877年、1878年為主,而這兩年的陰歷干支紀年屬丁丑、戊寅、所以人們稱之為“丁戊奇荒”;又因河南、山西旱情最重,又稱“晉豫奇荒’、“晉豫大饑”。 這場大旱災是光緒元年(1875年)拉開序幕的。這一年,北方各省大部分地區先后呈現出乾旱的跡象,京師和直隸地區在仲春時節便顯示了災情。一直到冬天.仍然雨水稀少。與此同時,山東、河南、山西、陜西、甘肅等省,都在這年秋后相繼出現嚴重旱情。 光緒二年(1876年),旱情加重,受災范圍也進一步擴大。以直隸、山東、河南為主要災區,北至遼寧、西至陜甘、南達蘇皖,形成了一片前所未有的廣袤旱區。 京師及直隸地區,因旱情加重,全省收成減半。旱災引發蝗災,從天津以北至?南各地,蝗蟲遮天蔽日,把枯萎的殘存莊稼吞食精光。到夏秋之間,又因陰雨連綿,大清河、滹沱河、潴龍河、南運河、漳河、衛河同時泛濫,致使遭受了旱、蝗之災的土地又被水淹。這一年,直隸省遭受水、旱、風、雹的地區達63個州縣。 河南省的災情和直隸相近。從春到夏,旱情日重。尤其是黃河以北的彰德、懷慶、衛輝三府,早倩更為嚴峻。入夏以后,旱情稍有緩解,但彰德、衛輝和光州等地又遭水災,田地被淹。不過,就全省情況而言.仍以旱為主。全省農業歉收,減產一半左右。因此,“乏食貧民,所在多有”,僅開封一地,靠賑災粥廠就食的災民即達7萬余人。 這一年,山東省全年皆旱。除章丘等小部地區有一段時間略遭水災外,絕大部分地區均遭旱災,全省收成不到三分。《山東通志》稱該年全省“大旱.民饑”。據《申報》載,、由于旱災,山東各地災民紛紛逃荒、鬧荒或祈雨。但祈雨無濟于事.各處“饑黎鬻妻賣子流離死亡者多,其苦不堪言狀”(1876年12月11日 《申報》)。 旱魃向南為虐,禍及蘇北和皖北。蘇北各地這一年開春到年底,一直末下透雨,海州(今連云港)、棉田等地大片大片的農田減產或絕牧。旱災引發了蝗災,禾苗被吞噬一空。旱蝗交迫之下,災民“逃亡餓死者不計其數”。一些災民甚至“饑則掠人食”,致使‘旅行者往往失蹤,相戒裹足”。蘇北的社會秧序,因嚴酷的旱災而變得動蕩不安。為了活命.饑民紛紛渡江南下,由蘇南的地方官員和土紳在蘇、松、太以及江陰、鎮江、揚州等地收容的流民達九萬余人。 皖北的旱情與蘇北相似。入夏之后,持續乾旱;許多地方連禾苗也末能栽插:后雖下過一些雨,但“又復連日烈日。”,連補種的莊核也大多枯死;當年全省收成減半。有的地方顆粒無收。于是,成群結隊的饑民.匯成了四出逃荒的人流。 這一年,北方的陜西、山西、遼寧等省.也遭受到旱災的威脅。陜西全年乾旱,夏秋歉收,冬春多數地方種不下去。山西因旱災嚴重,秋禾收成歉薄.介休、平遙等縣幾乎顆粒無收。奉天的義州(今遼寧義縣),因大旱無雨,饑戶多達十萬,廣大農民在饑餓中痛苦地掙扎著。 經過近兩年的大旱之后,華北大部分地區的災情在丁丑年(1877年)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狀態,尤其是山西省.旱荒空前;山西巡撫曾國荃在奏議中說災區“赤地千有余里,饑民至五六百萬之眾,大□奇災,古所未見”(《曾忠襄公奏議》卷8)。毀滅性的旱災,使山西農村長時間大面積的減產與絕收。連續兩年的饑荒,使農戶蓄藏一空將愈來愈多的災民推向死亡的邊緣。饑餓難當的災民為了“茍廷一息之殘喘。,或“取小石子磨粉,和面為食”或“掘現音白泥以充饑”,結果“不數日間,泥性發脹,腹破腸摧,同歸于盡。。(1877年6月30日《申報》)。 隨著旱情的發展,可食之物的罄盡,“人食人”的慘劇發生了。大旱的第三年(1877年)冬天,重災區山西,到處都有人食人現象。吃人肉、賣人肉者,比比皆是。有活人吃死人肉的,還有將老人或孩子活殺吃的……無情旱魔,把災區變成了人間地獄! 河南的災情,與山西相似。經過連續兩年的大早,富饒的中州平原,已化為千里赤地。當年的《申報》刊登消息,說河南全省“歉收者50余州縣,全荒者28州縣”。但是,奉旨幫辦河南賑務的刑部左侍郎袁保恒抵豫則宣布:全省報災者八十七個州縣,饑民五六百萬。 旱災的陰影,同時還籠罩著陜西全省。同州府員的大荔、朝邑、邰陽(今合田)、澄城、韓城、白水及附近各縣,災情。極重極慘”。走投無路的饑民鋌而走險,聚眾槍糧,有的甚至“攔路糾搶,私立大纛,上書‘王法難犯,饑餓難當’八字”(1877年10月3日《申報》)。 甘肅東部、四川北部,也發生了百年不遇的大旱。《南江縣志》對川北的旱災有翔實的記載:“丁丑歲,川之北亦旱,而巴(中)、南(江)、通(江)三州縣尤甚……赤地數百里,禾苗焚稿,顆粒乏登,米價騰涌,日甚一日,而貧民遂有乏食之慘矣:蔬糠既竭,繼以草木,面麻根、蕨根、棕梧、批把諸樹皮掘剝殆盡……登高四望,比戶蕭條,炊煙斷縷,雞犬絕聲。服鳩投環、墮巖赴澗輕視其身者日聞于野。父棄其于,兄棄其弟,夫棄其妻,號哭于路途…。是冬及次年春,或舉家悄斃.成人相殘食,饉(死部)殍不下數萬。” 這一年,包括京師在內的直隸和魯西北地區以及江蘇、安徽的部分地區,依然有較嚴重的旱災。以直隸縣為例,僅河間一府就有二百余萬災民。災荒之年,社會動蕩,許多災民為死里求生而鋌而走險。在武強縣,有災民組成的“砍刀會”;霸州、通州等地方也多有災民組織武裝.進行搶糧斗爭。 到1878年初,北方大部分地區仍然持續乾旱。山西省自春至夏,旱情未得緩解;到6月間有過短暫的雨水期,之后又連續亢旱,一直延續到次年七月。不過從整個災區來看,旱情開始減輕,陜西、山東、河南、直隸等省.旱情都趨于緩解。但是,經過連續三年的特大旱災,老百姓對于天災的承受能力已近乎極限,因旱災帶來的各種人間慘劇,并未因旱情的緩解而相應地減少,反而更多更嚴重了。在山西.越來越多的村莊和家庭毀滅于天災之中。在河南,僥幸活下來的饑民大多奄奄一息,“既無可食之肉,又無割人之力”,一些氣息猶存的災民,倒地之后即為餓犬殘食。在直隸河間府,一些壯年饑民“竟在領受賑濟的動作中倒死在地上。”這一年的春夏之交,一場大面積瘟疫向災區襲來。河南省幾乎十人九病,陜西省“災后繼以疫癘,道饉(死 部)相望;山西省百姓因疫而死的達十之二三。 進入光緒五年(1879年),盡管山西省仍然大旱如故,但在東起直魯、西迄陜甘的廣闊土地上,畢竟已降下甘霖,乾涸的河床里重新蕩漾起清波,龜裂的土地開始滋潤,并重新泛起了綠意。旱災.已進入尾聲,苦難的歲月就要結束。可是,正當死里逃生的人們準備重建家園之時,一場新的災難驟然而至,這就是7月1日發生在甘肅武都的震級達8級、烈度為11度的大地震。在地震中受到破壞或受到影響的地區,大部分在旱災區域之內。 瘟疫和地震,把“丁戊奇荒’推向慘絕人寰的境地!據不完全統計,從1876年到1878年,僅山東、山西、直隸、河南、陜西等北方五省遭受旱災的州縣分別為222、402和331個.共955個。而整個災區受到旱災及饑荒嚴重影響的居民人數,估計在一億六千萬到二億左右,約占當時全國人口的一半;直接死于饑荒和瘟疫的人數.在一干萬人左右;從重災區逃亡在外的災民不少于二千萬人(參見李文梅等《中國近代十大災荒》)。 清代末年這場特大旱災,是中華民族歷史上的一場大劫難!當年清朝官員提起這場旱災,稱其為有清一代“二百三十余年末見之慘凄,未聞之悲痛”,說這是。古所僅見的“大□奇災”。今天回顧這場天災,仍不免使人毛骨悚然。然而,我們并不滿足于這場天災的記敘,除了哀嘆,更需要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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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大地上,有記載以來的朝代沒那個朝代沒全國性饑荒的,解放以后也有一個六零年,以后很難說就不會有,可能要待到人口完全能控制數量,糧食從工廠里生產出來時才會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