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是關于馬擴了人物形象可以自己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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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擴：悲歌未徹（一） 　　 　　姜青青 　　 　　 　　公元1127年的"靖康之恥"，是曠古罕見的慘痛巨變，一個經(jīng)濟、科技和文化空前發(fā)達的帝國突然瓦解，一個承平百余年的王朝轉(zhuǎn)眼破滅，兩個皇帝被曾為盟友的金人所俘虜，半壁江山淪陷金人之手，大半個中國陷入空前的災難禍變之中，無數(shù)的人民背井離鄉(xiāng)、妻離子散……這一事件給歷史留下了極為悲慘和荒唐的一頁，但同時，也留下了一段不可磨滅的悲壯的英雄史詩。 　　 　　 　　馬擴，就是這段英雄史詩中的一個非常特殊和不能忽略的"強音"。 　　 　　 　　馬擴，一段禍亂歷史的縮影 　　 　　 　　出生于熙州狄道（今甘肅臨洮）的馬擴，是北宋末年到南宋初期時的一位中級武官。他在紹興二十一年十二月（1152年）去世時的官銜也不過是正五品的"觀察使"，而且，縱觀他的一生，遠沒有同時的岳飛、韓世忠、劉?和吳玠、吳璘兄弟那樣的赫赫戰(zhàn)功，也沒有像張俊、劉光世和楊沂中等人的"威名"。然而，馬擴卻是一個非常奇特的人物，他的一生大而言之，聯(lián)系著宋、遼、金這三個王朝的興衰；小而言之，則有非常曲折艱難的，甚至是屈辱的經(jīng)歷，最后與多數(shù)志在恢復舊山河的中興名將一樣，事業(yè)未竟，壯志未酬，郁郁而終。 　　 　　 　　在當時這個大動蕩的歷史時期，比較引人注目的是以岳飛、韓世忠等為代表的主戰(zhàn)派人物，以及以宋高宗和秦檜等為代表的主和派人物，而后世在對宋室南渡這段歷史的研究中，比較關注的人群也主要是這些人。但是，就一個人的經(jīng)歷的復雜性和豐富性來看，馬擴是無人可與比肩的。 　　 　　 　　他閱歷廣泛，見多識廣，在當時很少有人能像他那樣到過宋、遼、金這三個王朝的京都，與三個王朝的君臣都打過交道；他曾憑藉自己的膽識和口才，經(jīng)歷過外交談判這樣艱難的政治活動，也因為自己是武舉出身，具備高強的武藝，而經(jīng)歷過喋血沙場這樣慘烈的軍事戰(zhàn)斗；他見證并實踐了北宋與金的重大外交事件"海上之盟"，也親歷了如"收復燕京"、"靖康之變"、 "苗劉兵變"等一系列重大歷史事件；他受到過金國開國皇帝完顏阿骨打的贊揚和褒獎，也受到過金國名將粘罕的威逼和侮辱；他曾與遼國領兵大將耶律大石（即后來的西遼王朝建立者）有過直接的接觸，也曾隨同阿骨打的金軍一起進攻燕京，后來金軍南下，他曾多次率領河北義軍與金人血戰(zhàn)，并率領宋軍渡河北上，與金人有過數(shù)次殊死激戰(zhàn)，他是當時為數(shù)不多的曾與多方軍事首領或軍隊有過直接往來的人物之一；他經(jīng)歷了慘痛的國破之變，也承受著與親屬天各一方的痛苦；他坐過自己一方的大牢，也曾作為金人的俘虜而被囚禁和軟禁；在南宋之初的"苗劉兵變"中，他被一個"莫須有"的罪名貶斥到遙遠的窮山僻壤。可以說，像岳飛、韓世忠等人都沒有這樣復雜的經(jīng)歷，相比馬擴，他們還是顯得較為"單純"的。 　　 　　 　　馬擴的一生，就其自身而言，可以說是一個古道西風中的失意英雄逐漸淡出天際的過程，是一個瀟瀟雨歇中的失敗英雄面對滾滾東流悄然而去的背影；放大來說，則完全可以說是北宋末年到南宋初年這段特殊歷史時期的政治、外交、軍事和社會的一個縮影。所以，歷史學家陳樂素先生曾在對馬擴《茆齋自敘》考釋中說道：馬擴"其人與其書皆于時代有相當重要關系。"（《求是集〔第一集〕·〈三朝北盟會編〉考》） 　　 　　馬擴為人之品格和性格 　　 　　 　　馬擴是一位很有才華的文武全才，他既為宋朝當政者所賞識，也為金國君臣所激賞。 　　 　　 　　他首先是因為武舉的身份，趕上他父親馬政正渡海出使金國，所以才有了在歷史舞臺上登臺亮相的機會。在最初跟隨其父出使金國期間，又因為有了武舉的身份，加上表現(xiàn)不俗，被尚武的金人大加稱賞。當時金主阿骨打聽說馬擴有幾下弓馬手段，有意試探其功夫的深淺，便邀請他一起去打獵，并告誡部下，發(fā)現(xiàn)獵物不許妄動，必須讓"南使"馬擴先射。結(jié)果，"一黃獐躍起，（馬擴）躍馬馳逐，引弓一發(fā)殪之。自阿骨打以下皆稱善。是晚，粘罕言：'見皇帝說，射得煞好！南使射中，我心上快活。'次日還館，大迪烏見先君（指馬政），語甚喜。次日，阿骨打遣其弟韶瓦郎君赍貂裘、錦袍、犀帶等七件云：'南使能馳射，皇帝賜。'粘罕父撒王亥相公者云：'南使射生得中，名聽甚遠，可立一顯名，今后喚作：也力麻立--譯云：善射之人也。'"（《北盟會編》卷四）從此，馬擴在金人中贏得了廣泛的聲譽。 　　 　　 　　其次，他的為人是很勇敢的，其出使遼國的經(jīng)歷很能說明這一點。當時宋朝應與金國"海上之盟"夾攻遼國之約，以童貫領軍第一次北伐，兵鋒直指遼國京城――燕京。童貫欲不戰(zhàn)而勝，遣張寶、趙忠二人赍書游說燕王，卻被燕王所殺。又差使臣譚九殿直等人去說動易州土豪史成，令其起兵獻出易州城。結(jié)果，這些人被史成送到燕京，亦被斬首。童貫知游說不行，于是募馬擴借閤門宣贊舍人以往。馬擴此行可謂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拿他自己的話來說是："仆捐親愛，入不測之虜，實以國家安危存亡所系。"（《北盟會編》卷八）最后，"馬有膽氣，口辯抗論不屈，燕王懼，遂遣王介儒來（議和）。"（《北盟會編》卷七） 　　 　　 　　后來，馬擴跟隨阿骨打攻打遼國最后一個京都燕京，在一片混亂之中，阿骨打問馬擴："我已許了趙皇燕京，如今打了，須與去城內(nèi)，番官人戶，即是我要；漢兒人戶，都屬南朝。我今差人入城，招誘契丹令投降，你敢相隨前去招諭漢兒麼？"馬擴爽快地回答："使人留此，本了軍國大事，有何不敢？"阿骨打?qū)Υ祟H為贊賞，云："敢去時煞好！來早同我家使臣前去。" （《北盟會編》卷十二） 　　 　　 　　宋朝是一個重文輕武的王朝，作為一名"承節(jié)郎"的馬擴，在武臣中也是十分卑微的。但是，由于馬擴在與金人的談判中，不卑不亢，將大使趙良嗣已經(jīng)向金人出口要放棄掉的戰(zhàn)略要地山后地區(qū)，力爭回來，劃歸宋朝，所以回來論功行賞，宋徽宗對他也另眼看待。"良嗣曰：'計議山后，馬擴力最多。'上云：'聞馬擴頗知書。'良嗣曰：'馬擴系武舉。'仆奏：'臣系嘉王榜塵忝，久被陛下教育。'上云：'若非知書，安能專對？'是晚，奉御筆：馬擴特除武翼大夫、忠州刺史，兼閤門宣贊舍人。"（《北盟會編》卷十五）不久，徽宗再度對馬擴加官為武功大夫、和州防御使，這已經(jīng)是五品的中級武官職位。這種破格提拔在宋朝武臣中頗為少見，一般低級武官要好多年的努力才能升到這個職位。 　　 　　 　　金人南下進攻宋朝后，馬擴又多次帶兵與金軍浴血奮戰(zhàn)，斬將奪旗，展示出不俗的武功。 　　 　　 　　馬擴以他的行為表現(xiàn)出以國家為重、公而忘私的品格，他的人格魅力也使他在當時不但為宋朝朝野所稱賞，而且也為一些金國重要人物如阿骨打、斡離不、烏陵阿思謀等人所敬重。但是，馬擴的性格卻是孤傲的。作為南宋初期領兵作戰(zhàn)的一名武將，史料中居然沒有他與南宋中興諸大將如岳飛、韓世忠、劉?、吳玠、吳璘、張俊、劉光世等人往來的記載。只有在建炎二年冬十月，金將粘罕圍攻濮州，南宋朝廷遣韓世忠、范瓊等領兵分道拒戰(zhàn)，馬擴得到了"援之"的朝命（《宋史·高宗本紀》卷二十五）。但卻未見他們之間有什么協(xié)同作戰(zhàn)的情況。長篇歷史小說《金甌缺》描寫他和抗金名將劉?的關系猶如連袂連襟的親兄弟，非常感人，但這只不過是小說家言。 　　 　　 　　歷史上的馬擴是比較孤傲的，身為宰相的張浚千里致書請他參與幕府，他拒絕了；掌管一方大權的宣撫使吳敏請他參議政事，后來因為意見相左，他斷然告退，不辭而別。紹興八年（1138年），南宋朝廷偏安臨安，與金人和議，朝中大臣如秦檜之流忌諱兵事，這時候已經(jīng)步入老年的馬擴欲待繼續(xù)統(tǒng)兵抗金，已屬不可能，而待朝廷再行主戰(zhàn)之事，也遙遙無期，與主和大臣同朝一堂，又非所愿，失望之余，他不得不提出退職。 　　 　　 　　他的這種性格的形成，可能與他早年就屢次出使強鄰、折沖樽俎于強暴的金國君臣之前有關，為了不辱使命，他必須具備傲然不屈、不卑不亢的品格和氣質(zhì)。 　　 　　馬擴《茆齋自敘》 　　 　　 　　南宋中興名將中，只有岳飛、韓世忠和劉?等人有一些奏折或詩詞等很少的文字流傳下來。而作為武將的馬擴也能吟詩作文，他留下的詩極少，但我們從《三朝北盟會編》等史籍節(jié)錄的有數(shù)萬字之多的自述之作《茆齋自敘》，卻是中興名將中無人可以比擬的。在此有必要一提的是，馬擴在建炎三年三月二日庚辰的應詔上書，長達三千馀言，觀點鮮明，引證得當，條理清晰，邏輯嚴密，對時弊頑癥之痛切，對救國方略之深思，情之切切，言之鑿鑿，絕少虛言浮詞，要在切實可行，時人評為"皆切事機"，是一篇不僅在武將之中，即文臣中也不可多得的奏議名篇，只可惜高宗之流不納。 　　 　　 　　《茆齋自敘》是一部有關宋朝和金、遼關系的具有重要歷史價值的著作，在南宋時即有不少著述引用了這部書。與馬擴同一時期的蔡絛（蔡京之子），在撰寫《北征紀實》時就已參考了《茆齋自敘》。后來，《三朝北盟會編》、《建炎以來系年要錄》、《通鑒長編紀事本末》（可能還有李燾《續(xù)資治通鑒長編》）、《中興小紀》、《金盟本末》和《華夷直筆》等史籍均引述過《茆齋自敘》。但可惜未見有完整的《茆齋自敘》傳世，我們今天只能從《三朝北盟會編》、《建炎以來系年要錄》、《通鑒長編紀事本末》和《中興小紀》這幾部流傳下來的史籍中了解到被節(jié)錄的《茆齋自敘》。 　　 　　 　　《三朝北盟會編》書目所錄《茆齋自敘》，其作者未直接注明是馬擴，而稱之為"馬廉訪"。根據(jù)《三朝北盟會編》等書所引用的內(nèi)容均未涉及馬擴在五馬山舉義抗金以后的事情，故可以推斷，《茆齋自敘》應是馬擴官拜保州廉訪使之職時寫成的，也就是說，最遲應在高宗建炎二年三月馬擴奉信王之命赴揚州請兵之前寫成的。而《續(xù)茆齋自敘》當是馬擴隨宋室南渡以后由曾三省（此人也許是馬擴的親友）根據(jù)馬擴的未定稿整理而成的。 　　 　　 　　順便提一下，本人曾推斷過馬擴為何以"茆齋"作為自己的室名。馬擴在"苗劉兵變"之后，被貶永州，后來又到了邊荒之地融州（今廣西融縣）。融州屬于柳州地區(qū)，四面高山峻嶺，道路崎嶇，有融江（即仙溪）流經(jīng)城郊，風景清麗，而民風淳樸。據(jù)《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引《柳州府志》記載，當?shù)爻霎a(chǎn)一種植物，高一二尺，狀如茅草，食之令人長壽，當?shù)亟凶?不死草"，夏天用這種草置于盤碗之中，蚊蠅不近，而且食物也不易腐敗。馬擴北伐中原的雄心不死，恢復河山的壯志不滅，且"疏遠小人"（《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十五引《馬擴上高宗書》），不近權貴，其志向品性，與這種茅草的特性確實是很相似的。且為一說聊備于此。 　　 　　馬擴"為其父違"質(zhì)疑 　　 　　 　　華東師范大學的顧宏義博士在其《天裂--十二世紀宋金和戰(zhàn)實錄》一書中，曾就馬擴之父馬政在開啟"海上之盟"中的第一次使金的使命這一問題，專門闡述道： 　　 　　 　　"南宋著名史學家李燾認為馬政初次使金純屬講宋初買馬舊好，未議及夾攻遼事，因為馬政之子馬擴所撰的《茆齋自序》并未載此事，議夾攻始自宣和二年（1120）趙良嗣使金時。此說有誤。《三朝北盟會編》卷二、《大金國志·太祖紀》均記載馬政此時已與金人議及夾攻事。由于南宋初人大都把聯(lián)金取燕云之事作為招致金兵南侵的禍根，馬擴欲為其父諱，故在《茆齋自序》中據(jù)宋廷公開詔令，強調(diào)馬政使金只為買馬講舊好，直待趙良嗣使金才議及夾攻，把全部責任推到趙良嗣身上而已。"（《天裂》第一章注釋："馬政使金的使命"） 　　 　　 　　據(jù)此而論，馬擴不但是一名卑鄙齷齪的小人，為了其父的名節(jié)，不惜將全部的"污水"潑向自己的同僚（趙良嗣曾數(shù)次與馬擴一起使金），而且，其《茆齋自敘》的真實性恐怕也值得懷疑。其實不然，我們只要充分研究一下當時的歷史事實和歷史背景，就可以得出馬擴完全是一位正直的人，而且其著述也基本上是真實的，他根本沒有必要"為其父諱"。 　　 　　 　　首先，聯(lián)合金人夾攻遼國之事，完全是宋廷早已既定的方略，主持其事的核心人物是宋徽宗、蔡京、童貫和王黼之流，還有那個遼國叛臣、夾攻倡議者趙良嗣，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而職位較低的登州兵馬鈐轄、武義大夫（屬"七品"芝麻官）馬政，并非夾攻之策的與謀者，也無權與謀，他僅僅是一名必須不折不扣履行朝廷使命的外交使者，一個宋徽宗們實現(xiàn)其與金夾攻遼國之謀的工具。 　　 　　 　　其次，馬政首次使金完全是一種的試探性的出訪，出于與金人長久音訊不通因而不明其意圖和虛實，以及提防泄密于遼人的考慮，以買馬作為幌子完全是必要的。而且事實上，以買馬作幌子也是朝廷早已既定的出使策略。據(jù)《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的記載：蔡京、童貫"同具奏：'國初時，女真常奉貢，而太宗皇帝屢市馬女真，其后始絕。今不若降詔，遵故事以市馬為名，令人訪其事體、虛實如何？'上可之，詔登州守臣王師中募人同高藥師等，赍市馬詔泛海以往，探問其后，通好女真，議舉兵相應，夾攻滅遼。國家禍變自是而始。"由此可見，馬政不過一應募赍詔泛海以往的使者耳，誰也不會將其視為"靖康之禍"的罪魁禍首，故馬擴根本不必"為其父諱"。 　　 　　 　　其三，作為"海上之盟"的主要使者之一的馬擴，他在當時也從未遭到類似罪魁禍首的指責，即使后來他在真定被劉?等人誣陷投入大牢的時候，其"罪名"乃是"約虜人獻城"（《北盟會編》卷三十二），也根本與當年使金無關。"海上之盟"的主謀大臣后來先是被流放，繼而全部被殺（除了病亡的蔡京），多次與馬擴一起奉使金國的趙良嗣也難逃誅殺之命，而馬擴卻根本無人欲加其罪。從"海上之盟"到"靖康之變"這段時間中，宋廷諸官宦中出使過金國的還有盧益、周武仲、王?等人，但均未蒙受"開啟邊釁"之罪責。許采《陷燕記》說："初，燕人本無思漢心，乃和詵、侯益唱之，童貫、蔡攸輩和之，朝廷既以為然，遂遣馬擴、王?由海道通金人。金人攻契丹，連年用兵，及并契丹，以燕山府遺我，皆童貫之始謀也。（《北盟會編》卷二十四）""海上之盟"的當事人各自充當一個什么樣的角色，許采在此說得很清楚。故在當時，世人即均知不能將"海上之盟"的罪過加之于像馬擴這樣一些僅僅與人討價還價的使者身上，而應該歸之于這件事的始作俑者。否則，真定欲置馬擴于死地的陷害者們完全可以此作為現(xiàn)成的罪名而加之，毋庸另費工夫找一個根本就是無中生有、毫無證據(jù)的通敵罪名。 　　 　　 　　把馬擴和蔡京、童貫之流完全分別看待，這在當時宋廷朝野上下也是頗為一致的。金人南侵，馬擴先后聚兵西山和尚洞與五馬山抗擊金軍，均被推舉為首領，便是他早已為民眾所敬重的一個明證。馬擴逝世后六年的紹興二十七年，在一次武舉殿試中，宋高宗還對其大臣說："徽宗時，如馬擴、馬識遠俱以武舉擢用，或銜命出疆。今次魁選文武皆得人，（趙）應熊弓馬甚精，文字亦可采。朕樂于得士，雖終日臨軒，不覺倦也。（《系年要錄》卷一百七十六）"高宗在此對當年馬擴的"以武舉擢用"，"銜命出疆"還是比較稱賞的。 　　 　　 　　史家多言，"靖康之禍"實肇于"海上之盟"。蓋當時宋人也已知曉，故欽宗即位伊始，命使臣收斬"海上之盟"趙良嗣和童貫等主謀者。而觀馬擴之出，即勉力"海上之盟"，銳意進取燕京，身體力行，殫精竭慮，無不越趙、童之前遠矣。當時既有謂馬擴"奸臣"者（《系年要錄》卷二十四記中書舍人季陵奏言），也有視馬擴為童貫之黨者（《北盟會編》卷一百十五引安成之《樞密宇文議燕保京記》）。如此，是其與童貫之輩真同流合污？非也！細察馬擴之行，一步一言，無不國家為重，雖如燕京之行，幾同命懸虎口，前有張寶血腥未干，后無勝兵威懾之助，猶奮不顧身，折沖抗辯于強敵之前，不以一己安危為慮。而童貫之流好大喜功，邀幸于上，一舉一行，純?yōu)橐患汗?　　 　　 　　種種事實均可說明，對于 "海上之盟"，作為"銜命出疆"的馬擴無需為自己掩飾，也無需"為其父諱"。 　　 　　馬擴的歷史功過 　　 　　 　　由此我們也應該思考一個不能回避的問題，就是馬擴"海上之盟"這段歷史經(jīng)歷，究竟是功大于過，抑或過大于功？ 　　 　　 　　近代許多歷史著述或歷史辭典，都回避了這個問題，而將馬擴在五馬山聚眾抗金這段歷史作為主要敘述內(nèi)容，而對馬擴作出了完全肯定的評價。即使像以馬擴為主人翁的歷史小說《金甌缺》，對馬擴的"海上之盟"這段歷史，也作了非常謹慎的評述： 　　 　　 　　"馬擴從最起碼的承節(jié)郎起家，跟隨父親航海到金朝去參加'海上之盟'的外交活動，前后數(shù)年之間，升到現(xiàn)職（指武功大夫、和州防御使一職），在當時朝廷里，已是一個出名的干員了。在這段時期中，他做的工作是好是壞？對歷史有功有罪？對人民有利還是不利？這很難用一句話來評定。……他不是像大多數(shù)封建官員以他們的職位、名分，而是以他的反侵略、反壓迫的光輝事業(yè)記錄在歷史上。因此在我國歷史上，他是一位應當受到較高評價的英雄人物。"（《金甌缺》第二十四章） 　　 　　 　　而筆者在此想指出，北宋的滅亡，從一種歷史事件的角度來看，確實啟于"海上之盟"，這是毋庸置疑的事實。但是，這種歷史的責任，當然應當由策動"海上之盟"的主謀者來承擔，而不應由一名往來兩國之間的使者來承擔，這也應該是不爭的事實。否則，我們是不是還要追究包括往來其間的那艘大海船上船工的責任呢？對一名歷史人物的評價，必須將他放到當時的歷史環(huán)境和具體事實中去加以剖析。 　　 　　 　　客觀上，"海上之盟"導致了北宋的滅亡，但是，在整個"海上之盟"過程中，馬擴在主觀上還是以國家和民族利益為重的，沒有參雜一絲的個人功利，這也和宋徽宗、童貫之流好大喜功的所作所為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并且因此也使這種區(qū)別有質(zhì)的不同。所以，盡管歷史是殘酷的，它將"海上之盟"釘在了大錯特錯的柱子上，但是，歷史也是公正的，它不會寬赦一名罪人，也不會冤枉一名好人。馬擴在"海上之盟"以后的所作所為，既與他以往主觀愿望和追求一脈相承，也印證了他是一名對國家和民族負責任的人，是對歷史有功績的人。作為歷史上的英雄人物，他當之無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