壽鏡吾、章太炎、藤野的不同(標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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藤野：魯迅前期內心世界中的一個亮點 ——在日本蘆原町“藤野嚴九郎與魯迅”專題研討會上的發言 陳 越 　　因為魯迅的《藤野先生》曾被收入中學語文課本之中，所以，藤野先生的大名在中國是廣為人知的。魯迅與藤野之間深厚的師生情誼，是中日人民友好的一個生動例證。　　從學術研究的角度，有一個問題是值得進一步思考的：藤野對學生周樹人的種種關心，作為教師的職責來講，嚴格地說，也是應該的，誠如藤野先生在以后所寫的《謹憶周樹人先生》一文中謙虛地表示，那是“微不足道”的(見日本《文學案內》雜志1937年3月號)。魯迅以后也當過教師，許多回憶材料表明，他對學生也是愛護有加的，他也認為這都是應該的。筆者也是一位教師，很理解他們兩位謙虛的表述中所包含的真誠。然而，魯迅在《藤野先生》中所表達的對他的這位異國老師的感激之情是如此地非同一般,“在我所認為我師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給我鼓勵的一個。”這是為什么？　　《藤野先生》寫于1926年10月，而文中所回憶的史實則是發生在此前的二十年，即1904年9月至1906年3月間。如果聯系這兩個歷史時段的有關背景的話，我認為，藤野先生的出現，是魯迅前期生活和內心世界中的一個“亮點”，應該說，前期魯迅的思想，其色彩基調是比較灰暗的，然而，“藤野先生”卻在其中顯示了某種亮色。它不僅使魯迅在早期“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的人生道路的艱難尋覓中,終于發現了“偉大的”“性格”；而且成為此后在思想文化戰線斗爭中“增加勇氣”的一個源泉。　　我想首先回顧一下魯迅仙臺求學之前的一些情況。眾所周知，“家庭變故”使魯迅的人生發生了重大的變化，他由此“看見世人的真面目”，他決心“走異路，逃異地，去尋求別樣的人們”，這其實是魯迅以后確立的“立人”思想的現實基礎和起點。從中國的南京，到日本的東京，最終他的學籍列在了仙臺的醫學專門學校，這一過程也是他“尋求別樣的人們”的蹤跡，交織著希望和失望的焦慮的心理歷程。我們注意到《藤野先生》一文開頭奇特的，不合常規的寫法：“東京也無非是這樣”。文章寫了在東京的“清國留學生”白天逛公園，晚上學跳舞的醉生夢死的生活，讓魯迅大失所望。一個“也”字，是緊承《朝花夕拾》中《藤野先生》的前一文《瑣記》，該文記敘的是作者在南京的學習生活，但所見所聞，魯迅最終一言以蔽之：“烏煙瘴氣”。為“尋求別樣的人們”，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青年愛國主義者魯迅，又涉重洋，來到日本東京，然而“東京也無非是這樣”，魯迅又往仙臺走去。在這兒，魯迅一方面體會到如他風趣地所說的“物以希為貴”的日本人民對中國留學生的友好態度；但另一方面，他也痛切地感受到了部分日本學生身上的民族偏見和歧視。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中，魯迅才特別珍視藤野先生的“性格，在我眼里和心里是偉大的”，因為他沒有其他人那種人性的缺陷和民族的偏見；他也不是對周樹人這一學生個人有什么偏愛，而是“小而言之，是為中國，就是希望中國有新的醫學，大而言之，是為學術，就是希望新的醫學傳到中國去。”魯迅所說藤野先生的偉大“性格”， 其實即是一種理想的人格，也可以說正是魯迅一直在尋求的“別樣的人們”，這是一種高尚的人，一種純粹的人，一種有道德的人。“盡管他的姓名并不為許多人所知道”，然而對于魯迅而言，不啻是陰冷灰暗的現實世界中的一抹光亮，他因之受到鼓舞，看到希望，獲得勇氣。　　其次，我還想回顧一下魯迅撰寫此文時的有關背景。魯迅在《朝花夕拾·小引》中交代：“這十篇就是從記憶中抄出來的，與實際容或有些不同，然而我現在只記得是這樣。文體大概很雜亂，因為是或作或輟，經了九個月之多。環境也不一：前兩篇寫于北京寓所的東壁下；中三篇是流離中所作，地方是醫院和木匠房；后五篇卻在廈門大學的圖書館的樓上，已經是被學者們擠出集團之后了。”了解魯迅生平的人都清楚文中“東壁”、“流離”、“擠出”等詞中所表達的魯迅當時的處境，在“女師大”風潮，“三·一八”慘案中，魯迅一方面受當局的迫害，一方面又受陳西瀅等文人學者的攻擊，生活中頗多“紛擾”，正因為此，《小引》的一開頭魯迅就說：“我常想在紛擾中尋出一點閑靜來，然而委實不容易。目前是這么離奇，心里是這么蕪雜。一個人做到只剩了回憶的時候，生涯大概總要算是無聊了罷，但有時竟會連回憶也沒有。”“我有一時，曾經屢次憶起兒時在故鄉所吃的蔬果：菱角，羅漢豆，茭白，香瓜。凡這些，都是極其鮮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鄉的蠱惑。后來，我在久別之后嘗到了，也不過如此；惟獨在記憶上,還有舊來的意味留存。他們也許要哄騙我一生，使我時時反顧。”中國著名的魯迅研究專家錢理群先生對此有很精到的看法：“這里所說的‘紛擾'，具體所指的環境：‘東壁……流離……擠出'，都與這一時期在女師大風潮，三·一八慘案中和陳西瀅們的論戰有關。所有外在的‘紛擾'——與‘當局'、‘文人學者'……的生命搏斗，都會轉化為內心的‘紛擾'，并且會由此煥發出一種生命的欲求：從內心深處的記憶中，尋找生命的‘閑靜'，以抵御這樣的‘紛擾'；從自我生命的底蘊里，尋找光明的力量，以抵御由外到內的漫漫黑暗。我想這應該是魯迅寫《朝花夕拾》的一個最基本的動因。”顯然，魯迅在其時“反顧”他在仙臺時期的留學生活，“反顧”藤野先生當年的“熱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誨”，正是借回憶，從自我生命的底蘊里，尋找光明的力量。由此可見，藤野先生不僅在當時，而且在二十年之后，仍然是魯迅生命中的“亮點”。　　魯迅說藤野先生是“我所認為我師的之中”最令他感激的一位。在魯迅的一生中，可以被認為“我師”的，大概主要有壽鏡吾先生、藤野先生，以及章太炎先生三位吧。關于壽老先生，《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中，盡管沒有如《藤野先生》中那樣非常明確的褒語,但從一個兒童的視角，在頗帶情趣的敘述追憶中，文章充滿了一種濃厚的人情味。壽鏡吾先生在為人治學,甚至作文等方面對魯迅都有著相當的影響，魯迅一生對壽老先生也都十分尊敬，并且長久地和壽老先生及其兒子壽洙鄰保持著聯系。關于章太炎，魯迅晚年寫有《關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等文。魯迅佩服太炎先生“并非因為他是學者，卻為了他是有學問的革命家”，“我以為先生的業績，留在革命史上的，實在比在學術史上還要大。”1933年6月18日他給曹聚仁的信中說：“太炎先生曾教我小學，后來因為我主張白話，不敢再去見他了，后來他主張投壺，心竊非之，但當國民黨要沒收他的幾間破屋，我實不能向當局作媚笑。以后如相見，仍當執禮甚恭”。自從1908年魯迅認識章太炎先生起，兩人關系持續了多年，在“七被追捕，三入牢獄，而革命之志，終不屈撓”的革命精神方面，在對魏晉文章的喜好方面，甚至在對于弟子“絕無傲態，和藹若朋友然”等方面，魯迅都很受太炎先生的影響。應該說，壽鏡吾、藤野、章太炎這三位,他們對魯迅都很有影響，而且各有側重面。而魯迅之所以特別肯定藤野先生，是因為在魯迅看來，藤野先生對自己學習的關心，已不僅僅是一般的作為老師對學生的關心，而是從中體現了對中國的友好：“希望中國有新的醫學”，或者是“希望新的醫學傳到中國去”，這在當時特定的時、空背景下，確是十分難能可貴， 因之是“偉大”的。　　中日人民之間的友好情誼源遠流長，魯迅曾說過：“日本和中國大眾，本來就是兄弟”。歷史在發展，世界在進步，今天，當我們紀念魯迅與藤野嚴九郎相識100周年，紹興市與蘆原町結為友好城市20周年之際，我們相信：只要我們繼續共同努力，中日人民之間世代友好的傳統，必將進一步發揚光大！ 。